导读: 冷战期间，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苏东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健康来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冷战结束后，此种行为也被施加给整个南方特别是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拉美国家领导人身上。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它与西方的矛盾从生存权领域进入发展权领域。中国与美国之间和平发展的时间和机遇空间日益缩小，可持续优势日益向中国倾斜。在中西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且有利于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重拾打击苏联的模式，是西方英美敌对势力必然要发起的、也是中国政治保卫工作不可回避的重要挑战。
【本文发表于《学术前沿》2014年6月上】
在历史的重要关头，重要政治人物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变化往往可以引发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事业的成败;特别是在国际或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特别时刻，重要政治人物的生命健康就成了敌人——即使这人物曾帮助过他们——瞄准的目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1]，此之谓也。在这方面，苏联解体前后的教训值得总结。
一、定点清除：让安德罗波夫“在所需时刻死掉：不早也不晚”
关于安德罗波夫之死，《苏联灭亡之谜》的俄罗斯作者亚·舍维亚金写道：“安德罗波夫身上所采取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认定为‘操纵死亡’。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根本就在于让他在所需时刻死掉：不早也不晚。”[2]B.列科斯塔列夫在《血腥的总书记》一书中认为：“事实就是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安德罗波夫同自己的病症和睦相处了20年。就在他刚刚取得其毕生所追求的东西——至高无上的权力之时，死神就选中了他。”[3]新上台的契尔年科“的蜂窝组织炎发展得极快。”亚·舍维亚金披露：“熟悉克里姆林宫所有领导人健康状况的科学院学士曾暗示戈尔巴乔夫，与美国的关系刚一紧张，死神就将这些领袖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带走，并且他们的生病和死亡都有些离奇，让人莫不能解。比如，拥有非凡精力的勃列日涅夫竟然突然患上了虚弱综合症。”[4]
（安德罗波夫）
二、安德罗波夫死后的第二年，华约重要国家的国防部长们齐刷刷地因“心衰竭”而倒下
值得深思的是，安德罗波夫去世不久，死亡事件便向军界集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于1984年年底也随之离世。俄国作家叶·恰佐夫在《健康与权力—— “一个克姆林宫医生”的回忆》一书中披露：“乌斯季诺夫的死亡事件本身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怪诞的，其生病是原因及症状方面均留有许多疑问。1984年秋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了苏联及捷克军队联合演习。乌斯季诺夫与捷克国防部长楚尔元帅参加了这次演习。乌斯季诺夫在大演习归来后感觉身体不舒服，出现低烧，肺部有病变……令人吃惊巧合的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楚尔元帅也出现了同样的临床症状。”[5]
波兰是拉动苏联解体的突破口。1984至1985年，波兰团结工会再度兴起，为了保证团结工会的“成功”，西方“需要除掉社会主义同盟国中的四个国防部长。至少，是这样决定的，并且也达到了最终目的，实施了‘处以极刑行动’(中央情报局行话)”[6]
1984年12月20日乌斯季诺夫因“急性心衰竭” [7]去世。1985年3月体弱多病的契尔年科上任一年后去世，在此前后，死亡事件进一步向华约国家军事首脑扩展，捷克、东德、匈牙利的国防部长们于一年内齐刷刷地在“心衰竭”的诊断中倒下：1985年1月15日，66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防部长楚尔元帅因“心衰竭”去世;12月2日，德意志社会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大将因“急性心衰竭”去世;12月15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И.奥拉赫大将由于“心衰竭”猝然离世，享年仅59岁。叶·恰佐夫在《健康与权力》一书评论说：“如果说对总书记们的死亡是否是偶然现象还可以进行讨论，那么乌季诺夫和楚尔的离世毫无疑问证明反对他们的有针对性的行动开始实施了，并取得了成功。”[8]
这些定点清除行动的顺利实施，为波兰团结工会的成功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扫除了障碍。1989年波兰共产党政权在向团结工会的步步退让中倒台，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亚 舍维亚金不无讽刺地写道：“我们的敌人们不得不剥夺了一个有份量人的生命。但游戏还是颇为精彩，值得庆贺一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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