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印度，一个令人费解的国度

七十年前（1947年8月15日），印度从宗主国英国手里收回主权，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分为二：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

授权处理这一事务的路易斯 蒙巴顿（Lord Louis Mountbatten）于1947年3月抵达新德里就职英属印度副王时宣布：“作为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我将充满自豪地完成我的使命”。出乎他意料的是，此时的印度，宗教和民族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被人形容为“一艘被烈火吞噬的船”（ein Schiff in Flammen）。

印裔英国导演古丽 查夏（GurinderChadha）拍摄的新电影《印度之星》（德文：“DerStern von Indien”；英文：“Viceroy′s House”）从三个层面生动讲述了印度独立的艰难过程：宗主国对自己权威式微的无奈和放权之后的战略铺垫，印度各派对独立的渴望和彼此毫不妥协的固执，普通百姓为政治精英的博弈和宗教派别的争斗所付出的血泪代价。

电影《印度之星》海报

影片把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再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孪生兄弟在“呱呱坠地”前的阵痛过程。最发人深思的是“印巴分治”这个结果背后所隐藏的地缘政治考量：博弈大师英国首相丘吉尔早在二战结束前便拟定了将英属印度一分为二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的“印巴分治”与其说是《蒙巴顿方案》，还不如称之为《丘吉尔计划》。其真正目的是，利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传统矛盾，私下许诺殖民地内占少数的穆斯林独立建国，以此来牵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所引领的印度，封堵当时苏联南下印度洋的计划，确保西方在中东的石油生命线畅通无阻。

这部由当年的宗主国和殖民地联合拍摄的电影，既有“好莱坞”的大片风格，又有“宝莱坞”的艺术风韵，非常值得一看。加上该片上映时，恰逢中印严重的边界对峙，使这部影片多了一层现实意义。

印度的历史遗产及其影响

当年的“印巴分治”乍看是蒙巴顿迫于无奈而启用的一个应急方案，实际上却反映了南亚次大陆孕育了数千年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大分裂。

公元前1500年左右，外来的雅利安人文明与本地的印度河文明相撞后产生了“吠陀文化”（Vedicculture），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吠陀教在“种姓社会”体系的护佑下演化为后来的婆罗门教；到了孔雀王朝，别特是阿育王鼎盛期（公元前三世纪），种姓制度（Castesystem）带来的不公平使婆罗门教颇受争议，以佛教和耆那教为代表的各种“沙门思潮”随之兴起并广为传播；公元八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入侵，伊斯兰教进入印度的两河流域，佛教由兴变衰，婆罗门教复苏；公元十二世纪，来自今日阿富汗地区的突厥人一度成为印度河平原和恒河平原的新主人，其建立的伊斯兰“德里苏丹国”后来又在蒙古帖木儿帝国的进攻下走向衰落；公元十五世纪，随着大航海时期（地理大发现）的开启，印度便成为西方海洋强权和冒险家追逐的富庶之地，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也被称之为“西印度群岛”；公元十六世纪，帖木儿曾孙巴布尔攻灭“德里苏丹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建立了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莫卧儿”意即“蒙古”）；大航海在带来大贸易（亦可谓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同时，也开启了血腥的殖民掠夺：1757年，莫卧儿这个泱泱帝国在普拉西战役中败给不列颠的一个伦敦商人联盟——“东印度公司”，开启了印度长达两百多年的被殖民历史。

莫卧儿帝国领土发展（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上述印度历史主线可以看出，南亚次大陆就像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有人称这里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可数千年的融合淬炼，却并未化解宗教各派你死我活的争斗。先不说仅“印巴分治”这一幕便给印度教和穆斯林双方造成一百万人的死亡和1400万人的背井离乡，就连一向主张非暴力、并用绝食的办法试图唤醒人们停止暴力冲突的圣雄甘地也被一名印度教狂热分子枪杀。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 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因下令军事攻击锡克教金庙并造成数百人死亡，而在总理任上遭到两名锡克教保镖的刺杀。其子拉杰夫 甘地（Rajiv Gandhi）继任印度总理，却未能摆脱母亲那样的厄运，死于极端泰米尔人一次自杀性的爆炸中。

外人很难理解，印度作为宣扬放下分别心和拒开杀戒的佛教发祥地，为何却如此顽固地实行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并倾向于用暴力来解决宗教矛盾？其实，这是因为人们错误地把“佛教”与“印度教”混为一谈了。在印度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真正贯穿始终的是“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这一脉，而佛教只是其中的一段“插曲”而已。可以说，佛教在印度的兴与亡均离不开其对主流宗教（婆罗门教）的反思和反动。两者此消彼长的对立发展过程与犹太教/基督教的情况有一定的可比性：相同之处是，佛教生于婆罗门教的土壤中，其之所以得以弘扬，则与它对主流宗教的反思密切相关，这点与基督教源自并挑战犹太教的过程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佛教在与婆罗门教的交锋中因自己对佛陀教育的偏离和“密宗化”而远走他乡，最后几乎在发祥地销声匿迹，而耶稣基督教则因为它的普世情怀而超越了相对封闭的犹太教。

毋容置疑，古印度文化对人类文明曾经做出过无以替代的贡献。从吠陀文化到孔雀王朝再到莫卧儿帝国，在印度这个原本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南亚次大陆上，“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彼此磨合交融了数千年，早已无本土和外来之分。但是，若要真正了解“印度人”特有的气质和秉性以及印度作为一个国家与邻居的相处之道，我们恐怕离不开“种姓制度传统”（Varnas）和“殖民主义遗产”这两把钥匙：

关于前者，我们可以重温一下“雅利安”（ārya）一词在梵语中的意思，即“光荣的、可敬的、高尚的”。作为古印度文化的主要开启者之一，雅利安人为了保持自己的“高贵性”和“纯洁性”，创造了一种把自己与土著（“蔑戾车”）区别开来的社会体系：种姓制度。

这个将人分为四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的种姓制度始于后期吠陀时代，在印度存在了三千多年。1947年印度独立后，种性制度虽然在法律上被正式废除，但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却根深蒂固，在实际社会运作中以及国家的外交行为中仍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圣雄甘地曾经说过：“虽然种姓制度已经废除，但是影响印度进步的最大阻力就是种姓制度”。

印度种姓制度示意图（图片来自：世界遗产地理）

拿印度的外交政策为例：以婆罗门为中心的种性等级体系在这个领域的体现即所谓的“曼荼罗主义”。“曼荼罗”（Mandala）意为“中围”，原是印度教中为修行而建的坛场。此概念后被密宗吸纳，解释为修持能量的中心。譬如，在举行宗教仪式和修行禅定时，四壁内的中心通常坐着大日如来或观自在菩萨，以示宇宙中心，即所谓的“万象森列，圆融有序”或“轮圆具足”。这种坛场秩序据说能最有效地聚拢和聚集能量。

孔雀王朝时代的战略家考底利耶（Kautilya）根据此宗教文化传统发展了一套战略理论体系。他在其代表作《政事论》（Arthashastra）中表示：“国际关系就是一种以征服者为中心的动态等级体系，直接邻国是天然的敌人，而敌人的敌人又是天然的盟友”。譬如，为了对付中国，印度在尼赫鲁时代与苏联结盟；如今，中俄关系相对密切，但新德里依然不放弃拉拢莫斯科，同时拉近与美国、日本、越南、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曼荼罗主义”听起来有点类似中国战国时代（前5世纪-前221年）范雎向秦昭王提出的、后被南北朝名将檀道济收入《三十六计》的“远交近攻”策略。

南亚次大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印度为中心的区域安全秩序。该秩序的内在逻辑不仅可以在地理上得到佐证：南亚的五个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斯里兰卡）彼此互不毗邻，但均与印度接壤，印度可以说是南亚地理上的不二中心。同时，在历史与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影响方面，印度在该地区也绝对占据核心地位。这种“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使得印度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作整个南亚这个“曼荼罗”体系中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中心，在该地区享受种姓文化意义上的“婆罗门”地位，被认为是它的“自然权利”。

这种思维方式还有另一个精神来源，那就是当年不列颠给印度留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霸权思想。在两百多年的殖民历史中，英国人把印度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一个政治单位。独立后的印度不仅继承了英属印度的大部分疆域遗产，更承接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霸权野心（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和外交手腕（排斥、吞并、占领、控制、操纵等）。

具体到印度的周边外交政策就是：排斥巴基斯坦在南亚的影响；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来完成对土邦和邻国的吞并、部分占领克什米尔地区、蚕食小国锡金、历史上对西藏的觊觎；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人文等手段不同程度地控制邻国；采取综合方式（英国留下的教育体系、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操纵邻国。

归纳起来说，“曼荼罗主义”就是印度外交版的“种性体系”和英殖民主义传统的结合体。了解了这点，我们就能解释印度的外交政策为何既傲慢偏执又富有心计和进攻性。

印度在南亚推行以自己为中心的所谓“印度主义”，说白了就是试图将南亚“印度化”，把次大陆变成它的“自留地”、“后花园”或“缓冲地”。域外国家不得涉足其中，这其实就是南亚版的“门罗主义”。

莫迪没有参加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说明新德里相信中国的这一大战略可能或者已经在南亚产生了对其的“离心力”，毕竟，在北京与会者的名单中也包括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这两个南亚国家的首脑。

龙象之争：印度为何视中国为天然宿敌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又彼此为邻，同属发展中国家。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佛教东传、扎根中土，玄奘西天取经，传为佳话。在近代史上，两国都有遭到西方列强侵略和殖民的共同经历。可惜，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边界未定、达赖喇嘛、1962年边界战争等）和现实政治中的不同利益（联合国入常问题、国家战略对冲等）使两国难以建立战略互信。

今年六月以来，中印边境狼烟再起。洞朗地区（Doklam）的严重对峙成为国际舆论的聚焦重点，双方立场互不相让，外交表述相当强硬，国际社会对此忧心忡忡。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本文中不谈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缘起和中印两国孰优孰劣，而是尝试从地缘政治角度去分析双方利益的不可调和性。

中印这次严重对峙，有分析人士认为主要是因为莫迪想转移国内视线，譬如，经济增速放缓、商品与服务税改革带来的问题，七月总统大选、人民党的民族主义倾向等。笔者认为，这些国内因素固然重要，但不是第一位的，更重要的深层原因恐怕还是要在双方不同的、甚至互为对立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去寻找。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一带一路”与“东进政策”的对冲。

印度明确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理由是“中巴经济走廊”侵犯了克什米尔主权问题，而真正的原因其实是该计划严重压缩了印度的战略空间。

长期以来，新德里一直视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马尔代夫和不丹为自己的战略缓冲区、附属国、保护国。如今，中国在海外的建设速度和“双赢”理念正在使印度的这些邻国逐渐转向中国，印度几乎所有的对外拓展途径都被堵住。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印度的海港虽然很多，但严重缺乏深水港。中国却在短短两年内帮助斯里兰卡建成了汉班托特和科隆坡两大深水港。前者离印度洋主航道仅十海里，据说印度70%的货物都要通过这个深水港运往海外。在尼泊尔，虽然发生了大地震，中国依然按期完成援建一所警察学校的工程；反观印度，它已经承诺尼泊尔建立警校25年了，可到现在还没有动工。

最近，中国还加紧改善与不丹的关系，准备与其签订边境条约和建立外交关系。在印度看来，所有这些都无异于是在挖它的墙角，心里因此非常不爽。

为了抵消中国在南亚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处于战略焦虑状态中的印度于2014年推出“东进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该政策的前身是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从“东望”到“东进”，新德里完成了国家战略的调整，它的目标范围从周边国家扩大至东盟、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国家。不仅如此，印度还模仿“丝绸之路“的构思推出所谓的“香料之路计划”和“季风计划”，目的只有一个：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工程。

从国家大战略角度看，中国西向的“一带一路”与印度东向的“行动政策”项背而行，目标对冲，互补性差，结果很有可能是此消彼长，因而不容易彼此兼容和对接。

印军非法进入中国边境

第二，印度感觉被中国掐住了脖子。

中印这次对峙的洞朗地区，位于中国与不丹之间的争议地带，本身是片不毛之地，但战略意义却非常重要。站在这儿能够俯瞰整个印度东北的七个邦和北部的几个主要邦，谁在这里占据上风，就等于扼住了印度“鸡之颈”，中国在这里加紧基建，对印度来说是致命的。印度军事专家甚至认为，这里是印度唯一能向中国发起进攻的据点，其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在综合了各种因素之后，印度这次是经过推演之后认为应该主动出击。因为它再不做的话，将失去这个重要的战略地段，对周边的小国也将失去影响力。

第三，莫迪上台后对华政策趋于强硬

这位喜欢瑜伽、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总理2014年上位后，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军费开支，外交上基本确立了“依靠美国，联合俄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并取得不少具体成果。譬如，与美签订四个军事后勤保障协议、把F16战斗机的生产线转移到印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购买22架“捕食者”无人机、加强与以色列的军火贸易、6月23日与俄罗斯签订加深军事合作协议。不久前，印度军方明确表示希望在伊朗、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国中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来应对与中国、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

由于印度主流精英的反华立场五十多年来基本未变，媒体舆论对华不友好的也居多，因此，印度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在国内赢得了大量的支持。美国、日本等国，甚至包括俄罗斯，出于自身的地缘政治考量，也把印度视作牵制中国的一张牌，这无疑助长了印度铤而走险的态度。

第四，中印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和现实挑战。

中印历史问题主要包括：1）充满争议的边界线。当年的英国殖民当局认为，要确保印度北部的安全，仅仅靠喜马拉雅山这个天险是不够的，还必须将西藏变成缓冲区。因此，蚕食和分裂西藏成为英属印度的基本策略。在1913年召开的西拉姆会议上，以英国外交官亨利 麦克马洪命名的所谓印藏分界线引起各方的不同反应，也成为后来边界冲突的根源。2）1959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严重影响了中印关系，并延续至今。3）1962年的那场边界战争。当时，印度输了战争，却占领了土地；中国赢了战争，却输了地盘。用中国军旅作家金辉的话来说，“胜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但印度的主流精英阶层和民众却一直视那场战争的结果为“耻辱”，他们认为自己失败不是因为实力不够，而是因为中国突袭了他们，因此，心里一直不服气，天天嚷嚷着要寻找机会再战雪耻。

中印现实矛盾主要包括：1）印度认为中国是唯一阻挠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断了它的一流世界大国梦。2）印度认为中国崛起后的对外发展对它非常不利，严重压缩了它的战略空间。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中印之间很难建立战略互信和进行真诚的合作。两国应该如何更好地相处，两个彼此为邻的新兴大国是否能同时和平崛起，也就成了令双方历届领导头痛的命题。

笔者结语

眼下，中印边界冲突还看不到任何降温的迹象，但笔者认为，两国兵戎相见的可能性不大，最起码在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召开前还不至于动真枪真炮。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可持续的发展，就离不开和平的环境。基于这个认识，笔者相信眼下的问题最终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获得解决。

但是，命运难卜，世事难料。在七十年前的印巴分治前夜，坚决反对以分裂国土作为独立代价的圣雄甘地曾建议，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应该有足够的胸襟让少数派的穆斯林领袖默罕默德 阿里 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 ）出任独立后的印度总理。可惜，他的仁者胸怀对印度的国运非但未产生任何积极影响，而且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唐朝初期诗人骆宾王在《在狱咏蝉》中曾给后人留下著名的诗句：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确，在群情激昂的氛围中，理性的声音有时候会显得非常低弱。这也是电影《印度之星》（英文片名：“总督府”）给予笔者的重要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