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尖端科技决策取得的重要成果，是科学家们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毛泽东指导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注重培养科技人才，将发展尖端科技与国防建设相结合，将“争取外援为辅”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科研方式相结合，推动了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

一、打破常规，超前谋划核武器的研发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深刻吸取中国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从维护国家安全、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目标出发，高度重视发展以核技术为重点的尖端科技，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打破常规，超前谋划核武器的研发。

“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毛泽东关于原子弹等核武器曾作过多次论述: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接受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时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1965年1月9日，此时，我国原子弹已试爆成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毛泽东幽默地回答说:“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毛泽东在这些论述中阐明的中心意思是:第一，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强调人民的支持和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即使掌握了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也并不可怕，因此不要被纸老虎所吓倒。第三，肯定原子弹、氢弹等是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也会有降它的东西。第四，对拥有自己的原子弹甚至能“降”住原子弹的尖端武器，充满坚定信心。第五，有“核”是为了无“核”。毛泽东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核武器威胁在战略上的藐视和对依靠人民取得胜利的自信，显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原子弹“我们也可以搞一点”。

事实上，为了国家安全，打破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一直重视发展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积极酝酿中国核武器的研制。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着手谋划核武器的研发。

早在1950年第一次访问前苏联时，毛泽东就开始酝酿研制原子弹。毛泽东在莫斯科观看了前苏联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原子弹的纪录片后，感慨地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朝鲜战争中敌我武器装备悬殊的严酷事实，更加增强了毛泽东“可以搞一点”原子弹的决心，促使他考虑加快发展原子能和核武器技术。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毛泽东坚信，帝国主义有一条对我们的估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他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此后，中国研制核武器提上议事日程。

1955年1月，他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等的汇报时指出，原子能事业到了该抓的时候，“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随后，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6年，毛泽东又接受钱学森提出的发展航空及火箭技术的建议，1958年5月17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58年6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指出:“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在国家经济水平低下、科技极端落后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被威胁屈服，高瞻远瞩地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彻底改变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才能避免挨打。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维护国家安全，加强国防力量，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毛泽东决策部署研制“两弹一星”尖端科技的根本目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武力威胁。仅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先后遭受4次核打击威胁:第一次是朝鲜战争期间，第二次是越南战争第一阶段期间，第三次是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第四次是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这些威胁，不但没有吓倒毛泽东，反而激起毛泽东克服万难，尽快研制自己的核武器的决心。

毛泽东以敏锐的战略防御思维判断，中国要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掌握原子弹这样的尖端武器才能维护国家安全。他指出，我们不先进攻别人，但如果别人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就要防御、反击。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分析朝鲜战局时明确提出:“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

要消除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略，保卫祖国，维护国家的安全，必须制造原子弹。1960年5月30日，毛泽东会见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时说:“美国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子弹，所以欺负我们。”

1963年9月，毛泽东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再次强调，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要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才能避免挨打。

1964年12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毛泽东意识到，没有尖端科技，在国际上不仅会受威胁，被动挨打，而且没有发言权。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工作搞好。”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保障了中国的安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在国际上挺直了腰杆，打开了“说话算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后，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及毛泽东发展核武器的历史也认为:“如果没有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领导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搞出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我们不会有今天这样安全的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

二、统筹规划，突出重点;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在国家经济、科技水平落后的情况下，要发展尖端科技，研制“两弹一星”，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必须在注重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的同时，提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科技的能力和水平。这是毛泽东发展尖端科技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核武器和尖端科技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发展尖端武器，是国防现化代的需要，必须要有科技工业作为基础和支撑。随着世界科技的发展，尖端科技成为影响国防战斗力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毛泽东极为重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从全局谋划尖端科技的发展和国防的现代化，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富国强兵之道，将国防现代化与发展尖端科技相结合，适时作出常规武器与尖端武器并举、重点发展尖端武器的战略决策。

1950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国防军的强大，国防的现代化，必须以尖端科技和核武器为依托。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军队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毛泽东指出，国家落后，帝国主义就会说“你有几颗原子弹”?就会欺负我们。1955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毛泽东在1959年关于读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建设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设想。他还指出，在经济实力落后的状况下，要实现国防现代化，要造出原子弹，“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这实际上明确了以经济发展推动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以核武器等尖端科技为重点的方针。这一部署，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重要指针。

“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国应该学习苏联所有的长处，“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既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又要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他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发展原子能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前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帮中国建成了铀矿、核燃料棒工厂以及卫星研制基地、核实验场等。在前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于1958年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学习前苏联科学技术，争取前苏联的援助，为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指出:“国防军的装备，必须向着生产自给的方向努力。”1958年6月，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评中指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1959年6月，中苏两党出现意识形态的分歧。随后，前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技术资料及有关原料。前苏联停止援助，并没有使中国停止研制原子弹的脚步。同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60年8月，前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技术专家，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原子能研究所需的设备和材料，极大地打击了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然而，这反倒成为中国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性转折。毛泽东坚定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开始了独立的长征。科学家们发扬团结协作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水平和创新能力，夜以继日地奋战，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的研制任务。正是由于坚持走自己的路，自强不息，在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断绝援助时，中国能够从容应对，迅速攻克难关，取得“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发展尖端科技的战略思想，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核工业创建后，不到10年时间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2年零8个月时间又试制成功第一颗氢弹。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国成功研制中程及中远程运载火箭，1969年又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研制到发射仅用了5年时间。“两弹一星”的超速研制成功，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科技战略战术密切相关，也凝聚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和智慧。

三、制定科技规划，培养科技人才

为了确保“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制定科技规划、培养科技人才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

一是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推动“两弹一星”的研发。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向自然界开战”的号召，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指导方针，适时地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其中包括核武器和卫星的研制计划。在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制定一个远大的科技发展规划，要在几十年内改变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毛泽东的具体部署下，我国于1956年制定了《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63年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两弹一星”的研制是科技规划中的重要内容。

1955年，中共中央作出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组建了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同年12月20日，科学规划委员会呈报《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将原子核物理、原子核工程及同位素的应用，列为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的、关键性的问题之一。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以万毅为部长的国防部第五部，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制定了发展火箭和卫星的计划。8月，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组织拟定人造卫星发展规划，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研究机构。这一系列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全面拉开“两弹一星”研制工程的序幕。

二是抓紧培养科技人才，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提供人才队伍保障。

科技人才是关系科技事业发展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专业科研人员只有650多人，专门科研机构只有40来个。为加快科技人才的培养，毛泽东在1953年明确指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和科技文化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必须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9月10日，毛泽东在谈到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时指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造就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

为培养科技人才，毛泽东、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想方设法动员和争取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专家回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积极争取留学生归国。邓稼先、朱光亚等“两弹一星”功勋都是这一时期归国参加祖国建设的。1956年，中共中央要求“在大约三年时间内把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回国的留学生基本上争取回国，今年要求争取一千人。争取这批留学生回国是一件重要而复杂的工作，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大胆放手地开展这一工作。”钱学森、陈能宽等人在此前后纷纷回国，为“两弹一星”贡献毕生心血。

在我国科研设备和科研经费匮乏、科技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条件下，科学家们克服重重困难，团结协作，无怨无悔地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奉献一切，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取得的成就，与毛泽东的谋划和指导密不可分。毛泽东将发展尖端科技与国防建设相结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指导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培养聚集科技人才的战略决策，对今天的国防建设仍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