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临溪钓叟的博客 (2017-06-26 00:09:28)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澳大利亚都被认为是远离世界政治中心舞台的一个国家，似乎和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大事都没有太多关系。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国家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常年置身事外。但是随着反恐形势越来越严峻和环太平洋的竞争加剧，澳大利亚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也不得不做出改变。
古代澳大利亚是一潭地缘政治死水。
在古代，无论是走向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还是下南洋的中国人都对继续向南探索澳洲大陆没有任何兴趣。
虽然澳洲大陆四面环海，但其大部分为热带亚热带沙漠与草原气候（想想三面环海的撒哈拉），水资源匮乏，且多集中于大陆的东海岸和南海岸，其主要城市亦分布于此。可以说，澳洲虽国土辽阔，本质上却是由大陆边缘的数个繁荣城邦所组成。
而澳洲面向亚洲的西北角却是这个大陆价值最低的海岸线，对古代任何帝国都没有吸引力。而它富饶的东南海岸又离所有的征服者太远，跨过澳洲中部的广阔荒几乎不可能。
在欧洲殖民者从海上到来之前，除了当地的一些少数有经验的部落以外，没有人能够穿越整个大陆到达它的东南沿海。
西澳发现的原住民的岩画
所以，当英国殖民者到达澳大利亚之后，唯一的地缘政治问题就是打败或联合这些原住民。
显然，在当时也很少有外界力量能够干扰英国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对于农业时代任何一个具有扩展性的帝国来说，澳大利亚相对于欧亚大陆北方那些富饶的国家而言，都显得乏善可陈。
反映原住民十分嫌弃库克船长到来的雕刻
有欧洲血统的澳洲移民将自己视作大英帝国的前哨。但同时他们又将自己和帝国的关系处理得尽量平等，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
当时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对象主要是和印度洋沿岸的英国殖民地以及大英帝国本身。澳大利亚在建国之初和美国主要的竞争点正是其出色的农业能力和矿业能力。
对英国来说，澳大利亚的这两项特色资源也没有替代者。因此在澳大利亚的早期经济路线上，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和英国之间贸易的活力以及航线畅通。若这些经济交易路线被切断，澳大利亚经济便成为了无根之木。
由于经济贸易路线过长，澳大利亚并非在历史上始终保持对国际事务置身事外的角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军队在前宗主国英国的带领下参加了欧洲战场的战役。
后来在二战中，澳大利亚的军事角色变得越发重要，这支军队在北非战役中表现十分突出。但也正是因为过多涉及欧洲和北非的战场，当美国和日本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处于无防备的状态。
从澳洲东南的核心地带前往英国，意味着商船要穿过三个有可能发生变故的关键节点：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以及直布罗陀。
这其中有两个节点位于地中海沿岸，也难怪在二战爆发之初大量澳大利亚军队驻扎在地中海附近。在澳洲本土反而没有足够的军队抵抗日本入侵。一旦英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开战，澳大利亚人期待的便是皇家海军能够保证自己的海岸线安全，以及新加坡马六甲海峡的航运畅通。
英国在东南亚的失败让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突然变得很混乱：
他们之前做出的大英帝国能够抵御亚洲威胁的假设被打破。澳洲大陆需要足够的本土军队防卫来自日本的登陆攻击。但如果将军队从北非撤回澳大利亚，将会使英国失去苏伊士运河——同时对澳大利亚自身的后勤也是一个重大的灾难。
澳大利亚甚至一度严肃考虑过割让布里斯班以北的领土给日本，以避免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被占领。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澳大利亚将自己的外交重心转向了依靠美国来提供防护。
早在1908年时一张澳大利亚制作的明信片-袋鼠、鸵鸟与鹰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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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澳大利亚是北上前往日本的前沿阵地。正是美国军队的入驻，使得澳大利亚有了抵抗日本的军事力量。当时美国的大批军队驻扎在珊瑚海和新几内亚，保障了西北澳的海上安全。
不得不说，出此下策是澳大利亚严重心理创伤的产物。在军事上依靠美国的一个尴尬的悖论是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贸易伙伴还是英国。
这成为了澳洲地缘政治底层逻辑的一个矛盾：澳大利亚在指望美国提供军事保护的同时，还要和美国保持竞争性的经济贸易关系。
两场世界大战暴露了澳大利亚地缘视野的不理智：当本土没有陷入危险时，澳大利亚倾向于认为自己在军事上不可侵犯；而当受到入侵遇到危险时，澳大利亚则倾向于依赖一两个保护人为自己提供保护。这倒逼出了战后澳大利亚更明智的地缘策略。
被日本入侵的噩梦始终没有结束。195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在军事方面的主要防卫对象是在亚洲崛起的某一个对澳大利亚有占领兴趣的海洋大国。尽管在二战后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出现，澳洲人却始终准备着最坏情况的发生。
冷战期间，澳大利亚始终认为自己面临着两个挑战。
比较大的挑战是中苏联盟。尽管苏联和中国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挑战澳大利亚的国防安全，但他们有潜力能够做到这一点。最让澳大利亚担心的是苏联会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中国。
比较小的挑战。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尼独立之初的苏加诺政府具有强烈外向型，目标直指东方的新几内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印尼有很大的可能威胁澳洲西北部。
正是出于这两个考虑。澳洲政府在战后始终保持着和美国的亲密关系。这一战略选择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动摇，主要因为三个原因：
1.苏卡诺政府倒台，印尼的扩张性政策开始收缩
2.中苏关系破裂，双方都在陆上备战，对海洋施加的压力变小
3.中美关系破冰，中国几乎不再构成威胁
因此从1960年代澳大利亚支援美国参加越战之后，该国的外交政策开始进入到现代的一潭死水的状态。
随着中美建交，澳大利亚在战后最担心的亚洲强权从海上崛起入侵的忧虑，彻底消失了。
军事上的压力一解除，澳大利亚开始将更多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在这一时期，澳洲政策的关心重点便在最大化出口，增长与外国的经济贸易。
关于经济问题，澳大利亚主要面对的两个困难是人口和贸易对象。
即使到了现代澳大利亚，人口短缺也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早期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依靠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移民，这批人在战后换成了南欧移民。澳洲政府始终拒绝亚洲移民大规模进入，以免其成为亚洲强权崛起后的滩头阵地。
但亚洲以日本为首的战后崛起又给了澳大利亚绝佳的贸易伙伴。要进行商贸往来，人口的交互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可能构成威胁的亚洲大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澳大利亚开始试探性地放入亚洲移民。在这群人的努力下，澳洲政府开始相信，亚洲移民带来的经济收益远大于潜在的军事压力。
从这一时期开始，澳洲的地缘政策基础变成了地缘孤立主义和对亚洲没有强势威胁的假设。国防预算大幅削减，和美国的关系也在疏离。澳大利亚将重心更多地放在和任何一个高速增长中的亚洲国家保持长期友好的关系。
随着21世纪以来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的向东南渗透和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的当代地缘难题开始浮现，且比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都要棘手——澳大利亚还从未面对过两个潜在有威胁的对象。
来自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影响力在印度尼西亚的极端群体中引发了很大的震动。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的印尼并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但其宗教化的潜力不可小视。
如果印尼的穆斯林群体想要通过宗教插手世俗事务，将使印尼的不可预测性到达历史顶点。这种威胁，不论是苏加诺还是苏哈托都无法做到。
印尼凭借1亿的人口，只需要输出难民便能对澳大利亚造成毁灭性打击，但插手印尼政治又实非澳洲所能做到。
中国的崛起则让澳大利亚再次陷入曾经面对过的难题：与新旧两股势力如何斡旋。中国凭借庞大的体量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比美国高出了一个数量级。仅中国一家，就握有澳洲三分之一的进出口贸易额。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对中国的恶感和限制只是时间问题。届时澳洲是否要跟随美国的脚步恶化与中国的关系便成了巨大的变数。
在这两个潜在的难题中，澳大利亚的政策选择很难做出长远规划，只能随机应变。
从对澳大利亚地缘历史和策略的选择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外交秉持的是一种始终将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
这是由于作为一个需要海洋提供经济增长点的海洋大国，澳大利亚却不是一个能控制海洋的海洋强国。强敌环伺的恶劣环境让澳大利亚只能屈从于现实，使自己成为一个强大势力的有用棋子以保证国家利益。
二战前期的理想主义被证明并无法使澳洲收获所需要的安全感。依附于某个强权意味着接受某种程度的军事管制和派出士兵协助盟国作战。这确实是高昂的代价，但历史也证明了其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