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局与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观

本文通过对布热津斯基冷战期间和冷战后地缘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认为,布氏对欧亚大陆乃美国地缘战略焦点的界定是一贯的,但其具体的地缘战略则以冷战的结束为标志而表现出延续与变化共存的特点。布氏对欧洲的主张是控制、主导和利用;对俄罗斯则主张采取合作融合与遏制防范的两手政策。布氏历来重视中国,但中国之所以重要的根据却由于冷战的结束而明显不同,美中、美日关系因此有了不同的定位,美日中三角关系的目标和内涵因此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为自己勾画着新时期的战略蓝图。这已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美国的战略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智囊谋士的影响,在这方面,对布热津斯基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布氏是美国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思想家,他的思想内涵丰富,见解深刻,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和实用性,同时也体现着美国官方的思维逻辑。对他的地缘战略思想的分析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其21世纪的对外战略走向。本文试图通过对布氏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的两部代表作《竞赛方案》和《大棋局》的综合分析,从总体上认识其地缘战略思想。

1、明确一贯的出发点和战略焦点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思想有着十分明确的出发点,这就是,如何实现美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出发点以冷战的终结为标志又有不同的侧重。冷战时期,以两极对立和“零和”竞争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局势和美苏关系的布热津斯基,把自己的地缘战略思想定位在如何指导美国与苏联争夺霸权上,即如何防止苏联取得全球优势。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这是一种“新型的霸权”,但布氏仍有一种紧迫感。他认为,虽然冷战后没有一个能够威胁美国——世界首要大国地位的现实的敌人,但却出现了一系列潜在的挑战者,而且由于美国国力的局限性和将继续下降的趋势,美国的这一地位不可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使之“至少保持一代人或者更长一些”就成为布氏的基本考虑。

如何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布氏认为,关键是确保对欧亚大陆的控制。这是其地缘政治观中最具连续性的一点。之所以如此,除欧亚大陆拥有世界大部分人口、土地和财富这一自然因素外,主要还是因为欧亚大陆是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的焦点”和“中心重点”,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欧亚大陆历来是大国特别是海洋大国和内陆大国争夺的要地 美苏对欧亚大陆的争夺正是这种历史性争夺的延续。

第二,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介入不是自己的固执与贪婪,而是历史的要求与必然。他指出俄国人把两大洋看做是分隔欧亚大陆和其他大陆的“`自然的’地缘政治分界线”,因而视欧亚大陆为自己天然的势力范围和特殊的利益所在,但实际上,大洋恰恰就像一条纽带把各个大陆连接了起来这就为美国介入欧亚大陆事务、与苏联或俄罗斯争夺欧亚控制权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理论根据。

第三,欧亚大陆与美国的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冷战时期,若苏联取得对欧亚大陆的优势,它将不仅能控制该大陆巨大的人力、经济和军事资源,而且将能进入大西洋和太平洋,从而威胁西半球的安全,因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阵地就成为它的防御前线。

第四,欧亚大陆局势,关系到冷战后美国的全球地位。这是因为:(1)鉴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欧亚大陆的任何地区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2)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将意味着对经济发达的欧洲和东亚乃至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控制,因而是巩固美国既有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3)冷战后美国首要地位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也来自欧亚大陆。这里是“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和有核国家的聚合地,“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有意谋求地区乃至全球影响的国家也在该大陆,而且“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此外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不稳定状态和分裂局面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此,布氏认为,美国必须恰当地对欧亚大陆进行管理,必须以地缘战略为指导,合理配置自己的资源,建立一种以美国为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防止任何“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的出现。为此,布氏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地缘战略策略。

2、对欧洲——控制、主导、利用

布热津斯基认为,欧洲对美国来讲极为重要。这是因为:(1)双方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宗教传统、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2)欧洲对美国有着极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冷战期间,西欧是美国对抗苏联的战略立足点,西欧安全是美国自身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西洋联盟更使西欧成为美国自身存在的延伸;冷战后,欧洲仍然是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桥头堡,欧洲的扩大将带来美国直接影响范围的扩大。没有密切的美欧关系,美国将难以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扩展影响。(3)欧洲对美国在全球推行西方民主模式非常重要。冷战期间,西欧是对东欧产生吸引力的源泉;冷战后,欧洲则是美国向欧亚大陆腹地扩展民主的跳板。没有欧洲的支持,美国在欧亚大陆将面临严峻困难。

基于这一判断,布氏提出了美国的对欧战略:

1.密切关注欧洲的政治走向,防止中立化倾向的发展,确保美欧战略联盟关系的存在。

2.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和北约东扩。布氏认为,分裂局面使欧洲潜藏着巨大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冷战后,欧洲联合进程失败不仅影响到美国在欧洲的地位,甚至可能导致德俄在地缘政治方面自行其是,损害欧洲稳定,进而损害欧洲作为美国欧亚大陆桥头堡和民主跳板的价值。与分裂的、存在着地缘政治真空状态的欧洲相比,统一的欧洲是美国最好的选择。北约的扩大同样重要。北约不仅为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还为欧洲联合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没有美欧之间的共同安全安排,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欧洲联合,北约东扩进程停滞,更是“可能重新唤起俄罗斯现已休眠或行将泯灭的对中欧的地缘政治企盼”。“对美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失败,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失败”。因而,美国必须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不能因体系外任何国家的反对而使这一进程受阻。

3.确立美欧平等的伙伴关系。早在冷战时期布氏就主张推动欧洲自立(而非中立)意识的发展,改变美欧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冷战后,他进一步认为应该在美欧之间建立起共同决策、分担责任的真正的“伙伴”关系。

4.平衡处理与法德两国的关系。法德两国在欧洲未来前途、美国在欧洲的地位、欧盟和北约扩大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分歧。比较而言,德国对美国的支持更为有力。但对美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而且法德合作的失败也将给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带来灾难。美国利益所要求的是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此外,美国还应对法国改变联盟体制内权力分配的要求作出让步。

3、对俄罗斯——合作融合与遏制防范双管齐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思想是围绕着俄罗斯人展开的,而且历来把他们定位为对手。这在冷战时期尤为明显。冷战后,布氏仍把俄罗斯看做是诸多潜在对手之一,并对俄国内全面危机所引起的欧亚大陆“黑洞”局面的影响给予高度关注。有鉴于此,布氏认为,美国在近期内应该防止俄罗斯陷入政治混乱或专制制度的复活,从长远看则应该在促进其民主改革和经济复兴的同时,防止出现一个新的欧亚帝国,以最终建立一个把俄国纳入其中的欧洲-大西洋体系。这实际上就是合作融合与遏制防范双管齐下的两手战略。

长期以来,西方人一直视俄罗斯为异质社会和异质文化而极力排斥,但同时也希望最终能把它完全纳入西方体系。苏联解体后布氏就提出了把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战略。布氏强调,这里的“欧洲”应该是“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并“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布氏认为,虽然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扩大不能因俄国的反对而终止,但“也不应以反俄为主题来促其扩大”,相反,西方应向俄敞开大门,应促进俄罗斯和欧洲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以便在双方之间建立起机制性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俄罗斯”已被布氏明确界定为“一个不搞扩张的、民族的、民主的国家”,因为这样的俄罗斯才有助于欧亚大陆的稳定。当然,在布氏看来,俄罗斯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为了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孤立,在国际舞台上求得一席之地,甚至复兴国内经济,俄罗斯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

尽管布氏在冷战后主张与俄罗斯进行合作,但遏制与防范仍然是其思想的主旋律。这源于他对俄罗斯强烈的不信任感。他不仅认为与俄国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均不具备”,而且俄国内“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在地缘政治上还“带有帝国味道”。此外,俄中两国对“全球性`霸权主义’”的批评更是“暗示两国将联合起来反对美国”。这种不信任感自然成为布氏对俄战略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还有布氏对俄国南部、西南部的战略考虑。布氏曾提出两个重要概念,即“软腹部”(指中东波斯湾地区)和“欧亚大陆巴尔干”(主要指中亚五国 高加索三国和阿富汗,甚至包括土耳其和伊朗)。他认为,这两个地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但同时也潜藏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因此他把对这两个地区的争夺也纳入了对俄遏制与防范的战略轨道。

总体来讲,布氏对俄遏制与防范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巩固外围阵地。这一思想在冷战时期的“三条战略战线”的概念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并在冷战后继承了下来。就西欧来讲,冷战时期他主张美国通过对西欧的控制,抵制苏联的扩张;冷战后,则主张利用美欧关系的巩固、欧盟和北约的扩大,向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推行民主自由。对中东波斯湾地区,布氏强调美国必须加强军事存在,作出安全承诺,同时还要借助中日欧的力量,甚至主张恢复与长期反美的伊朗的合作。布氏在冷战时期还主张利用中国对付苏联,冷战后,也非常重视中国可能对俄罗斯所形成的牵制作用。

2.抢占新生地盘。布氏把苏联解体看做是进一步压缩俄地缘政治空间、防止其东山再起的历史性机会。因此,他不断强调俄国必须抛弃它过去帝国扩张的历史,接受前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美国也必须阻止俄恢复其在前苏联地区政治经济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的企图。他还把欧盟和北约东扩界定为“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且不能为俄罗斯的反对所阻止。他认为应加强与乌克兰的关系,因为它的独立消除了俄罗斯重新建立欧亚帝国的可能性。他主张美国在中亚奉行“既不统治也不排他”的政策,以便通过各国的介入阻止俄罗斯的控制图谋。

3.瓦解内部社会。布氏在冷战时期曾指出,美国若能利用苏联作为多民族国家所存在的裂痕和漏洞,促使其内部发生变化,将能增加苏联的内忧而削弱其进攻能力。他针对当时苏联中亚地区日益发展的伊斯兰意识指出,“也许,阻止苏联继续南进的最好的遏制力量存在于苏联本身”,美国可以通过加强无线电广播来加速这一敌对情绪的发展。这显然是试图把中亚作为从内部牵制苏联的重要力量。冷战后,布氏仍然坚持这样的思维模式,认为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伊斯兰化的进程也可能会传染给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加重俄罗斯在中亚面临的困境。此外,布氏鼓动推进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使之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的企图显然也是要根除俄罗斯对西方构成威胁的内部根源。

4、对东亚——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权衡周旋

远东、东亚一直受到布氏的高度重视。冷战时期,布氏从美苏争夺的角度看待远东对美国战略安全的重要性,认为远东、北美、西欧国家的合作有利于国际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新的国际体系的基础。冷战后,布氏又对该地区的潜在不稳定性和有关国家的未来走向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给予了关注。他认为,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和地缘政治中的结构性变化,都可能影响到该地区处于“亚稳定状态”的各国间的关系,也可能对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和作用构成严峻挑战。

为了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布氏就东亚地缘战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它们有连续性,但更多的是变异性。其中值得强调的有两点:

1.关于中国

布氏对中国的重视是尽人皆知的,但他的中国观以冷战的结束为标志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冷战时期,他认为中国本身就是苏联在远东称霸的重大障碍,因而强调要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的合作,甚至主张对付任何针对中国的敌对行动。但冷战的结束使得布氏对中国的看法复杂化了。

第一,布氏主张客观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他指出,中国成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前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2020年以前,中国还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尽管如此,他仍然把中国看做是美国必须认真应对的五个主要地缘战略棋手之一。在他看来,中国的政策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大中华”的兴起也将使台湾问题结束冬眠状态,而且“中国地区性的势力范围正在形成之中”,并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而进一步扩展。但他同时强调,不应把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排他性的地区政治主宰”混为一谈,这仅仅是一种“受敬服的范围”,而且还“可能成为新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平衡结构的一部分”。欧亚大陆政治多元化的实现有赖于美中战略协调的发展。

第二,布氏认为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有与美国相冲突的一面。他指出,民族主义日益发展的中国把美国和日本看做是自己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影响,因而中国将根据与美日的相互关系来界定自己的地区和全球作用。布氏认为,中国地缘战略所追求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两大目标都是针对美国的。

第三,积极应对中国的崛起。布氏指出,“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美国对此应予高度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向不仅取决于中国本身将如何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的反应。但美国既不能采取遏制政策,也不能迁就。最理想的结果是把中国纳入亚洲区域合作框架。然而他同时强调,“对于中国一心想在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和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美国都可能在日本的支持下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为此,他主张保持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维持美-日-韩三角安全关系。

第四,布氏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有一种不确定感。在布氏所列举的可能威胁美国在欧亚大陆存在的三种地区联盟中,有两个涉及到中国:(1)中俄伊(朗)联盟。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危险”,而在其中“当头的可能是中国”,尽管形成该联盟的可能性不大。(2)中-日轴心。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但一旦形成,将产生更为深远的潜在后果。

2.关于美日关系与美日中三角关系

布氏对日本的重视主要是基于它对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依托作用 冷战时期,他强调要加强美日战略合作,并以此作为美国远东安全政策的基石,否则,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将会受到威胁。冷战后,布氏仍然把日本看做是美国力量在东亚的延伸,认为密切的美日关系不仅有利于日本对其国际地位的定位，而且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亚太的作用和欧亚大陆的均势。因此他不主张削减驻日美军的现有水平,也不主张扩大日本发挥军事影响的范围和规模,以免引起日本扩军,损害地区稳定,进而影响美国的欧亚大陆总战略。

与此相联系的是布氏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思想。冷战时期,他认为,苏联的威胁使得中美日之间具备了共同的利益基础,三方关系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各方的安全。冷战后,布氏地缘战略思想中也有一个美日中三角关系的框架,但这一“三角关系”与过去相比有明显不同。它的目标不再是对付该框架之外的共同敌人,而是用来对体系内的某一方进行限制以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地区力量平衡。这很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布氏把中国既看做是战略上的合作者又看做是重要的竞争者,而“美国只有通过同日本的密切联盟才能适应中国的地区抱负,并制约其表现”,才能“反对它的更加武断的行为”。虽然布氏认为美国不应压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以免破坏三国间的地缘战略合作,但他强调,经过重新定义了的美日军事同盟必须成为美国同中国实行妥协的基础。可见,在这一“三角关系”中,美中关系与美日关系是不平衡的。

当然布氏也指出,美国不能在中日之间简单地进行取舍,相反中日可以在不同层次上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发挥作用,即日本是全球性伙伴,中国是“远东之锚”,是美国在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立足点。没有美中战略协调关系,美国的欧亚大陆战略将大受影响。被纳入国际合作框架的中国“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正是从这个角度,他强调,美国同日本建立密切关系固然重要,但也必须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

这一观点确实强调了中国的重要性,但他作出这一判断的具体考虑却值得注意。他之所以把“远东之锚”的角色赋予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考虑到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即“由于实实在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不能安然自在地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这就使得美国“要日本在地区内胜过中国而居于优势地位”以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地区合作”的企图难以实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布氏地缘战略思想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的结束也有所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除布氏关于中国的看法外,还有布氏地缘战略取向从防御性到进攻性的转变。

众所周知，冷战时期布氏的欧亚地缘战略是以遏制苏联为切入点的。他提出“三条中心战略战线”和“要害国家”的目的主要就在于以此围堵苏联,遏制其势力的扩张与蔓延。从战略取向上来讲,这种思想具有防御性。冷战后,欧亚大陆不再是美苏争夺的“竞技场”,但却成了各种力量激烈较量的“大棋盘”各方利益既有融汇点、一致性,又有矛盾与冲突的一面,形成了利益界限交织、敌友阵线不明、竞争对手多元的局面。面对这一更加复杂、更具挑战性的新形势,布氏放弃了以苏联作为单一敌人的“三条战略战线”的思想,而代之以“五个地缘战略棋手”的观点,认为法、德、俄、中和印度都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他的“要害国家”的概念也由五个地理位置敏感且其潜在脆弱状态能够对地缘战略棋手的行为造成影响的“支轴国家”所取代。此外,从过去的固守中东波斯湾到冷战后积极争夺新独立的中亚,从过去反对北约东扩到冷战后主张推动北约东扩进程,从不主张瓦解苏联到冷战后极力主张维持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多元化等均表明了布氏思想从“寸土不让”到“步步进逼”这一更具进取性的转变。这一变化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现实,也表明了美国当仁不让、志在必得的意向。

总之,在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对外战略的印迹;在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布氏地缘战略思想的影响。现实的美国对外政策没有脱离布热津斯基的思想框架,布氏地缘战略思想的认识无疑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