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西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
第一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诞生
第二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成立三个支队
一、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
二、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
三、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
第十章
西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
第一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诞生
我们砂拉越革命青年越界到印尼去， 经过一年积极的准备和工作，终于建立了自己的部队。
在文铭权、黄纪作等同志们的努力争取下，1964年初， 在印尼苏班德里奥外交部的秘密安排下， 砂盟的领导派十位同志到爪哇泗水的一处秘密军事基地， 去接受一个高级军官训练课程。经过三个月的严格艰苦训练后， 他们从基地乘坐巡逻艇到西加里曼丹岸外一个荒岛登陆， 然后回到西加里曼丹三发县的阿桑山( Gunung Asuan)。
在这之前，从山口洋调来了50位同志，其中10位是女的，和受训回来的10位同志总共60位同志， 於1964年5月成立(后追认成立日期为3月30日)了第一支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人民军队——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asukan Gerilya Rakyat Sarawak，简称 PGRS )。
从和平斗争转变为武装斗争， 从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到建立自己的部队， 这是革命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碑。这对北加里曼丹革命人民来讲，是一个非凡的壮举!从此，地下斗争与公开合法斗争相結合的阶段進入到以武装斗争为主,以地下斗争与公开合法斗争为輔的阶段。
初步成立的部队人数有60人， 编成五个小队， 四个小队为男战士组成， 一小队由女战士所组成。这个初型的部队， 由文铭权和黄纪作亲自领导，并由杨柱中和黄纪晓辅助。
部队成立后， 就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实弹练习。同时， 也开展政治运动， 进行政治学习和开展五好战士运动， 从中选出五好战士， 在部队中形成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先进帮后进、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好风气。革命的干部和战士的心中都有一个宏大的革命目标， 大家都满腔热情、斗志昂扬的投入热火朝天的训练中去， 准备练好本领， 打回老家去，解放祖国。
这支部队的建立是得到印尼外交部苏班德里奥派的支援。部队的武器、弹药、医药、粮食等全由他们供应与支援。他们派有数位军官到阿桑山， 协助训练我们的部队， 兼处理一些供应物质问题。他们给予我们援助，却意图全面控制我们，不让我们跟印尼的其他势力结盟联合。
为了摆脱被他们控制的局面， 砂盟创设条件秘密派部队到边区、民族区去活动，了解地形和开展群众工作,夯实各方面的基础;我们也创设条件跟留在山口洋的领导人联络,彼此互相呼应和支援。我们希望，我们的革命斗争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党团组织的支援,但我们也不希望站在别人屋檐下、寄人篱下,我们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方面，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第二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成立三个支队
1965年9月19日坤甸会议之后，留在山口洋和坤甸地区的数百名同志都在短期内被分配去东部和西部建立部队和基地。
在西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增加了人员，进行扩建。它设立一个总部作为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中心，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总部设在第三支队。总部的领导成员有：司令是杨柱中，政委是黄纪晓，后勤总务是李玉兰，谢嫣素是负责国内第一省的地下工作，林和贵是委员（暂留西部，原本安排去东部）。后来叶存厚到达双空后，经会议同意，总部的职务做了调整：叶存厚加入总部，并接任政委职，黄纪晓则改任副司令。总部的司令和政委，又兼负二支的领导职责。
一、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是由一部分亚桑山的成员和从伦乐地方和其他地区先后到来的同志所组成的。而原来在亚桑山的绝大多数老成员被调往第三支队。第一支队实际上人数还不超过40人,全由男同志所组成的较灵活机动的战斗队伍。
第一支队的成员有亚桑山的老成员：何士曼、庄其全、苏哈里、拉南、杨大金、杨思枚、哥尼、李健强、邱马证、周海明、赖明和苏慷慨；有伦乐和别的地区参加者：曾佩雄、董存华、田光海。张小龙、马少英、杨小杨、沈永强、刘汉平、苏英乡、张志刚、廖建生、张强、陈松林、陈剑波、彭新顺、邓亚汉、郑勇、蔡少雷、陈岗、刘吉茂、陈丹群、赖永石和刘宴文；在巴都依淡甘榜来入伍的也有三位达雅青年。
第一支队是驻扎在印尼西加的亚桑山，后来在离印境内的巴都依淡地区步行约一个多小时的山丘建基地。这一地带多数是森林和原始森林，周围附近是达雅民族居住的甘榜：有巴都依淡、单客、沙哇、加翁、廉和巴当亚奕等甘榜。
当时第一支队的武器、弹药、装备和药品等，主要是印尼外交部苏派提供的，有一部分士登枪(stengun)是印尼军队给的。他们主要的枪支是旧式来福（LE）、轻机枪（士登枪）、二支捷制的自动来福枪、一支美制的机关枪和个别支小马枪和大马枪。手榴弹和地雷则较缺乏。尽管这些武器很旧式、子弹又短缺，难与印尼、英马军队的精良现代化武器相比, 但我们毕竟武装起来了。
处在战争的环境里，第一支队的指战员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十分重视军事技术的训练和学习。依据情况，每个月正常安排几天进行军事演习与训练。平常还要站岗、巡逻、运粮、劳动生产等，做些必需的事务工作。除外，部队内还安排政治学习、医药常识学习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全体指战员在部队不断学习和在革命熔炉锻炼中成长，成为为解放祖国、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人民战士。
解决部队吃饭问题，经常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在印尼抗马时期，第一支队的粮食基本上还能解决。初期印尼外交部还会供应一部 分，另一部分靠自己去单容利八联络站和士古拉小市镇采购，也靠自己劳动生产，种稻，种稻，种木薯和番薯、蔬菜以及捕捉鱼猎来解决。这个前期，虽然不是吃得好，但还可以吃饱。到了马印腹背夹击时期，第一支队的粮食陷入了困境。
队伍全部撤离基地，转进森林活动，停止劳动生产，芭场遭印尼兵破坏（芭场周围还有印兵埋伏），达雅甘榜有印尼兵长期驻守。在吃完有限的储藏粮食之后，设法通过被安排回甘榜的民族队员和积极支持部队的民族兄弟解决一部分粮食。但敌人对民族兄弟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加强对他们进行监视和限制，使我们同志要联络民族兄弟面对更大的困难与危险。后来，第一
支队又转移到地八班去运粮食，结果这地点暴露后也不能再使用。粮食困难之际，断炊断食是常有之事。后来，联络上印尼后方的潘瑞清，商定开辟印尼海边的交通线，利用内河与公海上运输粮食，尽管艰难困苦，但还可以解决问题。总之，第一支队同志通过发扬团结合作、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粮食等难题，坚持高举革命武装斗争红旗。
要想在边区立足，要开展边区的武装斗争，没有得到达雅民族的同情与支持是不可能的。边区的民族甘榜大大小小有数十座，靠近第一支队基地附近的甘榜。当时主要是由官木荣（何士曼）负责，带领同志们开展民族工作，向群众宣传我军宗旨性质、纪律政策，宣传什么是剥削压迫、人民解放等问题。除外，还要求搞民族工作的同志遵守群众的风俗习惯，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有事跟群众商量，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同志们还参与群众的稻芭生产；教育他们注重清洁卫生，帮助医伤治病；同志们还帮助在被野兽破坏的稻芭狩猎，猎获野兽，跟群众共同分享。同志们还争取教育他们的甘榜头，有的同志还认了达雅人为父母亲，跟他们搞好关系。由于同志们的宣传教育和实际行动表现，民族兄弟就把部队同志当作是他们的子弟兵，深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这样，逢年过节,如丰收节（Hari Gawai）时，他们都会邀请部队同志到他们那里去同欢共庆;平时有的群众还会送菜送米等；同志们的种植芭场是他们安排与借给的，连砍树的刀斧等工具也是他们借给的。可惜，后来印尼兵来“围剿”，对民族兄弟进行残暴的镇压和严重的迫害，使鱼水情谊被切断。群众在敌人镇压下，有的畏惧，有的投敌，有二位同志甚至被单容副甘榜头杀害。
第一支队在边区时期，不曾主动出击印尼兵和英马军。初期有一次曾派一小队跟印军一起开赴北印边界的比滑军事基地，在那里印马军队发生了战斗。不过，第一支队同志在1967年5月22日在边界森林石洞的驻地被大批印尼兵袭击，造成陈岗（陈亚旭）和赖永石牺牲。1967年还有一次，一小队从伦乐县执行任务在归途中遭到预先埋伏在加丁山上的英马反动军袭击,造成八位同志英勇牺牲。
当时，第一支队的曾佩雄和伦乐县的地方工作者负责伦乐县的地下工作。但在1967年时，主要领导曾佩雄到双空出席一个总部会议后，一直在和贵身边出没,再也没有回第一支队。第一支队的领导担子主要落到官木荣身上，他们跟伦乐县地方工作者还有保持联络。
1969年初，黄纪晓带领余下的火焰山部队人员在摆脱敌人“围剿”之后，顺利地转移到第一支队。再顺利地转回到国内海口区地下领导中心。不久，第一支队余下人员也通过水路返回国内。火焰山部队和第一支队的余下干部、战士改编成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
二、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驻在印尼西加的巴莱加拉岸( Balai Karangan)至史奴都(Senotu)地区。1965年12月中成立时人数有62人，政委是沈友贵，副政委是杨贤华(杨小杨)，司令是赖百佳。
沈友贵、赖百佳通过西加的一个军队司令Riyakudu搞统战，搞到约2百支来福枪和轻机关枪、四支中型机关枪、二支手枪等，还有大批装备弹药。第二支队还搞到一万元马币，和一个小型广播电台。这个北加里曼丹革命之声还播了一小段时间。这些从统战搞来的武器、弹药等，多数交上总部。第二支队也有派人到三支去训练，有些人与枪支就留在第三支。
这支队除了军训和上政治课之外，还进行了劳动生产，1966年曾开辟近30英畝生产地,种了稻、赤豆、蔬菜和杂粮等。粮食除了自己动手自供自给解决一部分之外，有的从统战工作中得到解决。
这一地带都是偏僻的民族地区，要在这一地带活动、建基地，必须重视搞好民族工作。其实，汶莱“12.8”事件前后，革命组织都已派干部开展这一带民族工作。当成立第二支队时，这些民族工作者都参加了部队。第二支队成立后，我们继续开展这一带的民族工作。我们派民族工作者定居甘榜，通过医疗服务、开办语文学习班、文娱活动、开会和参与土著民族的生产劳动，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通过努力和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这些群众跟同志们站在一起，积极支援我们的斗争。这些群众帮忙囤集粮谷，也经常到同志们的营地，还背来了米和杂菜给同志们，跟同志们打成一片。这些群众有些想参加我们的部队，我们多不敢接受，只收一个叫Ahau 的。
1967年在敌军“围剿”时,敌人对土著群众进行残酷镇压， 其中在史鲁都Sekayang的甘榜头被印军野蛮杀害，还有几位民族青年，被捕时用香烟烧灼得红肿也没有使他们屈服。不过在敌人的反复不断残暴镇压下，后来群众被分化了,大部分感到害怕，有的变成反对我们。
第二支队成立后，主要在斯加央河的中、上游活动，它分为二处：在中游的A处，以星达（Sentas）为中心，是由彭福贵（刘振华）负责,后期转到kpg Punti Kayan；在上游的B处，以Senutu为中心，是由杨贤华（杨小杨）负责。作为主要领导人的沈友贵则在这两处来回走动。1966年，总部内部领导闹矛盾，又对第二支队不关心，给二支带来负面的影响。当时赖百佳带了
几位向印方投诚，二支又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加上支队主要干部又不团结，处境艰难。
1967年，印军对我边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在第二支队活动的所有甘榜都有驻兵，初时一个连分散驻守三个甘榜，后来每个甘榜驻有一连的兵力。其中史奴都甘榜只有四十八户人家，却驻有几百名兵力。这些印兵对当地居民进行偷窃、强奸，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令群众无比愤懑。
第二支队曾跟印尼军队发生多次战斗。1967年4、5月间，印尼军分二路进攻我军Po1的营地，我方向营地后面的山沟撤退，二路兵可能相遇不知是自己人而互相打起来，敌军在自我枪战中死伤一批。
1967年下半年后，第二支队跟总部失去了联系。1968年3月初沈友贵派小组回国内联络，结果音讯杳然。他决定自己回去，但在要回之前，在一次被敌人袭击中受伤，杨贤华却牺牲了。
1969年5月，沈友贵带了几位同志自个回国内，走了整个月总算顺利地回到地下领导中心。随后，维和、国民等自己撤回国内，但仍有部分队员在印尼老二支阵地。1970年维和回去和他们会合。
1970年中，維和（田新春）带着四吉、杨丰、翠娥和伟南向 南方出发，到达印尼境内的斯加央河，同在那里的11位同志会合。
5-6月间倒回老二支，当时砂拉越人民游击部队第二支队改编为北加人民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刘振华，中队长为田維和，队员共22位，继续活动于老二支 A 处。
1972年初，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部队终于被迫放弃印边区的印境民族区，撤回国内。
三、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成立於1965年11月下旬，营地建在双空巴拔山(Gunung Bram Bang)地区。双空山海拔6000尺以上，周围80公里山峦起伏，山势陡峭，绝大部分地区为原始森林所覆盖。山区内分布有九座达雅长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就在这样有利的地理环境和不利的群众条件下，谱写着一部可歌可泣的战史。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人数约有200人，是三个支队中最大，领导力量最集中，战斗力也最强，加上总部也设在第三支队驻地，总部的司令和政委更兼任三支的司令与政委。这样，第三支理所当然成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主力与核心。
为了更好与更有效地进行领导与指挥，大家决定在第三支中设立一个指挥部。它由总部成员③加上庄其全、赖水、温长江、彭梦合、黄祥明、陈金贞、黄生祥、刘月辉、陈宗有和刘业勇等同志组成。
1966年2月，叶存厚从印尼椰加达几经辗转来到第三支队,经会议决定叶存厚加入总部和接任政委之职，原政委黄纪晓改任副司令。
第三支队成立时，印尼的政治舞台已风云突变，印尼从过去的支持我们的反马斗争，转变为反对我们的斗争，只是由于当初他们要应付内部问题而一时无暇对付我们。因此，当时部队除了进行生产,搞运输，准备战备粮，还进行一般的军事训练，同时还派大批指战员开展周边的长屋群众工作。
同志们当时以木薯为主粮，物质生活虽然清苦些，然而生活还算安定。直到1966年中，印马开始准备联合对付我军，因此第三支队也就开始准备反“围剿”的斗争。
由于是第一次准备面对“围剿”，大家完全没有经验。第三支队领导前后于1966年8月和9月召开了两次冗长的会议，研究反“围剿”计划，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时甚至激烈争论。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由林和贵提出，经同志们修改补充的如下反“围剿”斗争计划：
第一，指出反“围剿”斗争是一场军事斗争，“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形式将反复进行。为了适应这场反“围剿”斗争的需要，要处理如下的工作：（一）建立中心区。要注意群众条件、地形、交通、敌军不易到达、地点适中。在此中心区域要储备粮食，要建设防空、防炮的工事，要建按当时条件许可的医院。（二）建设边缘区。把民族群众的工作做为工作的重点，设法使边缘区能为中心区提供物质。（三）做好中心区的保密工作。（四）建立与其他单位的联系。
第二，加强军事训练。重视敌情观念的教育，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军事技术训练着重近战、夜战、爆破、站岗、侦察、投弹等，重视排班干部的训练。
第三，加强政治训练。着重在如下几个问题的教育：革命之目的、意义与前途问题、坚持边区斗争问题、“围剿”问题、吃苦耐劳、牺牲精神问题、逃兵问题、对群众的反“围剿”宣传教育和民兵组织等。
第四，在财经工作方面，要解决粮食药品和生活必需品问题,要处理生产与保卫生产问题。
第五，进行军事管理。
反“围剿”斗争计划制订后，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问题，使计划无从实行。
1966年5月间，经领导会议研究决定第三支队指挥部改组成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司令部由杨柱中领导、政治部由叶存厚领导、后勤部则由黄纪晓领导。而林和贵、谢嫣素等则留在后勤部属下的生产部工作。
1966年叶、杨在没有经过领导机关的讨论，改编二、三支。改编后，被他们反对的领导人等10多人，在他们新公布的名单中都没有列上姓名。事后叶、杨也没有向领导机关报告此事，也未说明理由。
1966年9月11日早上，在我军某生产地发现敌情，同志们便撤退。当天下午，派出郭文忠和斯能（达雅族）两位同志到早上发现敌情的生产地侦察，结果被印尼兵逮捕。敌人从对两位同志审问中得不到什么情报，于是第二天便将两位同志枪杀。对两位同志被杀事件的看法和处理，叶存厚和杨柱中与林和贵和黄纪晓的意见不同。
叶存厚认为这两位同志遭害是印尼反动派向我军“围剿”的序幕，应坚决为牺牲同志报仇，应撤退我军设立在双空的公开站,准备主动伏击敌兵。林和贵和黄纪晓则认为，两位同志的遇害可能是印尼右派向我军“围剿”的序幕，但也可能是右派军人的个别行动，我们应对此事持慎重态度，在明确了印尼右派军人杀害我们同志的目的，即确定了对方的政策后，才主动袭击敌人比较恰当，对于双空的公开站可慢些撤退，先通知双空公开站向敌方提出强烈的抗议。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延长与敌方的统战关系，争取时间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但若由对方首先采取决裂行动，我们只得坚决进行战斗。
由于一段时间来叶、杨与林、黄在处理其他一些问题时的意见也有相左，产生一些矛盾，而且叶、杨在此之前本来就对林和贵的官僚作风及其他一些缺点有意见和不满，加上林和贵又没有按照“9.19”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去东部，而却留在西部到第三支队来,对此,叶、杨甚为不解和不满。因此叶、杨与林的矛盾日益尖锐，形成了以叶、杨为一方与林，黄为另一方的派系关系。
尽管林和贵没有去东部而留在西部的问题，后来经开会承认他在西部的领导地位，但仍然无法消除叶、杨对林的疑惑和不满。
1967年1月间，林和贵和黄纪晓、谢嫣素、张亚华等同志研究了在第三支队出现的问题，认为当时情况下要改变第三支队内的团结状况是不可能的，再留在该支队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决定离开第三支队，并且认为在离开第三支队前要把与叶、杨的关系问题跟一些同志说明。
1967年2月7日，第三支队召开了一个大型的群众性会议，会议由黄祥明负责主持。这个“民主斗争”会议，说是针对第三支内部出现的矛盾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批判，然而，会议上更多的是批判倾向林和贵一方干部和战士的问题。会议召开时林和贵等已先后离开了第三支队。林和贵的主动离开和“民主斗争”会议的召开，使内部斗争公开和扩大化。
随着印尼右派军队的“围剿”逐步加紧，加上内部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部队内部逃兵开始增加，面对这种情况，部队领导提出，在规定时间内愿意离队者，部队可以负责遣送，否则此后再逃跑者,则以军法处置。因此部队曾经集体遣送一批为数十几位同志离队，在往后的严重反“围剿”中，部队亦曾枪决过逃兵。
以下根据第三支队同志，其中两位同志是在1969年3月叶存厚和杨柱中牺牲后约两个月间先后被印尼兵逮捕的；另三位同志是在1968年底先后被印尼兵逮捕的同志们的回忆。
1967年7月15日，火焰山部队在华莪地区攻打印尼军的华莪空军基地后的一个星期的一个早上九点半，印尼空军一架飞机，飞到第三支队二号芭和三号芭的生产地，投下十几颗炸弹。过后大约十分钟，两架军用直升机向二号芭和三号芭周围的树林扫射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还投下传单。大约一个月后，印尼大兵进驻双空地区的甘榜打梦、甘榜打汪、甘榜双空、甘榜士拉央，以及整营军队驻扎在三八洞。敌兵在直升机场还空投粮食。
接着，印尼兵在“围剿”中，进攻了第三支队的主要据点四号芭，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我军放弃该据点，从此转入大森林，开始了极为艰险困难的反“围剿”斗争。
起初指战员们的体力还行，虽然吃的是野果野菜，还有盐、干粮等调配。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敌兵追击，持续的驳火后，死伤人员的增加，部队战斗力逐渐减弱。
到了1968年中，由于敌兵依然不停的追击，队伍人多更难解决食物等困难，被迫把队伍分成两部分转移。由黄祥明和林广民带的一队，出发时有20多人，有的在途中饿死。其中一个上午，本来规定六点出发，黄、林到8点多才出发，才走一个小时,就受到敌军居高临下的袭击又牺牲了几位同志。一个月后到跟叶、杨会合时，这一队只剩下8位同志了。之后两部分同志只好又再集中一起转移。
这段时间部队除了遇上敌兵时战斗外，就是找吃的。然而再也没有木薯、榴连、竹笋可吃，只好吃树头酸、山番薯、山香蕉芯、榴连叶等，所有能够吃的各种树叶。如果偶尔在山沟里抓到小鱼，用火烤了骨头全吃了；有的同志抓到小鱼小虾放进嘴里就吃；有的同志还吃蚯蚓和昆虫，等等。总之，看到能够吃的东西都吃,加上没有盐,有的同志不但脚肿大，脸也开始浮肿起来，个个同志瘦骨如柴，他们走在山垄又累又渴，不能下山找水喝，一下山就爬不上来。同志们都带病行军，平时几分钟的路程要走整小时，个别同志走不动，倒下去就起不来了。有多少次有多少个同志走不动了，跟不上队伍，有些主动要求留下来，同志们扶他们躺下，简单盖个棚子，第二天拿点吃的野菜倒回去给他们时，他们已经断气了！
由于有的同志被捕，有的牺牲，有的被土著杀害，有的离队,有的病死，饿死，人员越来越少。到了1969年2月间，只剩下30多位，而有约半数是病号，行动都非常困难。此时有病弱者向叶存厚和杨柱中提议，为了不影响大家，把他们放下，然而叶、杨表示不能放弃他们，要死大家一起死！于是大家继续一起转移，躲避敌兵的追杀。
1969年2月尾，叶存厚安排10位病弱的同志，到一个认为比较安全的地点住，由坚利同志带队。可是，转移到半路被敌军袭击，整小队全部牺牲了！
到了1969年3月中，队伍只剩下叶存厚、杨柱中、王美銮、曾永光、余秋兰、陈水和、陈梅枝和唐秀妹八位同志。3月25日上午10时，他们又遭到印尼兵的突然袭击，政委叶存厚和司令杨柱中光荣牺牲！他们六位同志几天后又被袭击，又牺牲了水和、和秀妹二位同志。那时仅剩下4位同志，为了找粮食到一块旧稻芭一间小茅屋住。曾永光不大会走了，留在小茅屋里，其他三位同志去找木薯，又被敌军追杀，陈梅枝当场牺牲。她们跟曾永光同志失散了。两位女同志实在走不动，只能爬着前进。最后三位都先后被活捉，并在印尼坐了六年的牢。至此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覆灭了！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先烈们的英勇不屈、视死战斗的革命精神是砂拉越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我们谨向誓死革命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全体烈士们表示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我们谨向全体被捕而受尽苦难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指战员们表示崇高的革命敬意 ！
探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覆灭, 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 林和贵和叶存厚、楊柱中不团结，林又临时放弃对第三支的领导，就难免陷于自生自灭与孤军奋战，也不能与叶楊等共商反围剿的正确的战略战术。
第二，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覆灭的直接的主观原因是,叶存厚和杨柱中对敌军“围剿”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估计不足的轻敌思想，以及过份强调“双空武装红旗不能倒”，而形成死守基地的
保守的左的军事思想路线造成。如果叶、杨能在适当的时候坚决主动放弃双空，做战略转移，突出包围圈，或早些安排部分突围，就不至于全军覆没。在游击战争中，必要时暂时放弃根据地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弱小的部队保存力量是主要的,山头暂時放弃还能重新夺回,只要革命武装力量还在。
客观的看，在敌人的严重而长期“围剿”下，像双空那样群众不但觉悟低（先前支持部队的群众，后来不少反过来反对部队）,而且群众人数少以及地域不大的不利条件，加上部队战斗力还不够强，即使主观指导正确，也不可能胜利坚持双空，也只能暂时放弃双空，做战略转移。以上两点在当初制订反“围剿”斗争计划中，并没有提及，没有思想准备和部署。
第三， 第三支队隔邻的火焰山部队攻打华莪空军基地，引发印尼军方强烈报复，造成对第三支队的加重“围剿”的极大压力与打击。
最后,这是首次反“围剿”，刚成立的队伍，缺乏经验。
③总部决策人有6个：林和贵、谢嫣素、黄纪晓、叶存厚、杨柱中、李黎阳。
5个委员是：赖水（军事教练）、曾佩雄、庄其全、沈友贵、赖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