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历史性的“九.一九”坤甸会议
第一节 坤甸会议的召开
第二节 文铭权前往中国
第八章
历史性的“九.一九”坤甸会议
第一节 坤甸会议的召开
砂拉越解放同盟于1965年9月19日，在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市，在文铭权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央和高级干部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是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经过两年多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之后，在建立了自己的部队和正式发动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召开的。它也是自1962年砂盟遭受敌人严重破坏之后首次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会议的出席者有文铭权、黄纪作、林和贵、黄纪晓、谢嫣素、杨柱中、叶存厚、蔡瑞庆、贝文对、田云端和李玉兰共十一位砂盟的重要领导人和当时在印尼的各地区领导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的主要干部。
会议於当日上午七时开始，首先由文铭权发言。他先扼要地分析了当时的世界与东南亚革命形势，也简要地分析了关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关于北加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关于印尼的政局和北加国内的问题。他还着重的谈了砂盟组织的优良传统、我们为什么没有在更早之前成立党，也谈了今后的武装斗争，以及我们同印尼当局、同北加革命政府的统一战线的关系，等等。
文铭权谈到砂盟组织的问题时，他说我们的组织向来注重在工农阶级中选拔与培养干部，注重其思想品质的培养与锻炼，也十分注重统一战线的工作，注重争取与团结各革命阶级、阶层和民族人民的团结，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共同的斗争。
在谈到建党的问题时，文铭权指出，北加革命的初期是接受马共的协助，而且砂盟组织是在马共指导与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建党，宜与马共联络，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后来，我们重新联系之后，他们正式表示尊重我们的意愿。这样，我们很需要也应该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实际上，印共与马共负责人都曾向砂盟中央领导建议尽早成立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代替砂拉越解放同盟作为领导北加里曼丹革命斗争的最高机构。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也意识到旗帜鲜明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号更具有号召力，也更便于和其他兄弟党合作。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砂盟经过10多年的奋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盟员素质上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而且当时砂盟领导的斗争范围也已超过砂拉越地区扩展到整个北加里曼丹。所以会议一致通过成立北加里曼丹共产党，解散砂拉越解放同盟。会议正式推选文铭权、黄纪作、林和贵三人为党中央领导成员，文铭权为总负责人，负责领导建党的全部工作。
会议也提到与印尼共产党的协作问题，及探讨与印共联合搞边区民族工作的问题。砂盟同意印共的关于印尼境内华人接受印共领导的意见，华人要为印尼的革命事业而斗争以致献身。大家应提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反对大华族主义与排华情绪的倾向。华族除了为自身解放而斗争之外，不能代替其他民族革命，既要尊重其他民族，又要跟其他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会议还决定，把几百名在山口洋和坤甸等地参军的青年，分别派往东部和西部的边区。由于我们已经获得印尼共产党和西加里曼丹地区抗马司令苏巴佐上校的承诺，他们答应帮助我们进行军事训练，提供大约一营兵力的武器装备、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部队,和发动武装斗争。
会议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即扩建武装队伍和创建革命基地，也对组织工作做了重新的部署。会议决定将革命活动的区域划分为东部和西部两大区。决定由林和贵、黄纪作、贝文对和蔡瑞庆四位同志组成东部领导机关，并由林和贵主要负责，黄纪作协助，去开展东部的工作。同时，由杨柱中、黄纪晓、谢嫣素和李玉兰四位同志组成的西部工作领导机关，并由杨柱中主要负责, 黄纪晓协助，开展西部（包括第一省）工作。
会议还决定以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的名义去领导军队。
此外，会议决定，叶存厚留在椰加达和西加两地，负责我们与印尼政府以及我们与北加革命政府之间的统战关系。田云端仍然负责西加的后方工作。而文铭权则计划暂驻孟加影统一领导东西部、统战和印尼西加的全部工作。并负责统战工作，直接参与阿扎哈利领导的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的工作，以扩大国际影响和争取国际援助。
由于文铭权要跟阿查哈里等去中国出席国际会议，因此会议暂时休会。
林和贵对这次会议，在他的《历史回顾，我的告白》中是采取否定态度，他也没有执行去东部的工作分配。但这次会议在战略的部署和组织上的决定，使留在西加的革命力量能上砂印边区建立武装斗争基地和开展武装斗争，从而把武装斗争发展到国内，并使国内外革命得到有效的巩固和发展。
第二节 文铭权前往中国
“ 9.19 ”坤甸秘密会议一结束，文铭权和叶存厚即赶赴雅加达参加北加里曼丹合众国革命政府筹组代表团准备前往中国参加中国的国庆庆典，和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虽然对重要的组织和人事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做了安排，但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解决，因此会议开得比较匆忙些。当时虽然又有传闻印尼军事政变之事，但由于过去也曾传说右派或左派军事政变之事，然而都不曾发生，而且认为文铭权去了中国很快就会倒回来，等他回来后继续开会，许多问题仍可再讨论解决。可是文等离开椰加达的第二天，印尼就发生“9.30”事件。
当时，跟文铭权去中国的还有汶莱人民党主席阿查哈里、其妻与两位孩子、一个沙巴卡达山人、一个印尼大使馆人员和房月友。
文铭权曾公开表示，他争取在10天内从中国回来印尼西加边区，但9月30日印尼却发生了事变。他一直在中国等联络，但联络不到。文曾向中联部提出要回来砂拉越，中联部方面有劝他不要回，因为这样做很危险。阿查哈里和他的的妻子不听劝告，回去印尼时被扣留。
当时来自各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分别住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安排的在北京的一栋大楼里。高级领导与普通成员分开住宿，一人一个房间，一般不许自由来往。若有什么要求，可以向中联部申请。
文铭权他们在中国期间，有去大学旁听，也有进学校学印尼文。他们还到井岗山、瑞金、延安等地去实地参观与学习。
文铭权在中国期间跟黄纪作通讯联络时，黄建议文暂时不必回来，因为武装斗争刚开始，国内几位领导人能负责得了。黄认为，领导人暂时保存在外国，不致断层。
后来随着国内外局势的不断变化，文铭权始终没有回到砂拉越直接参于革命斗争，而只能在中国与国内领导保持极为松散的联络，这对砂拉越的革命产生不利的影响。
回顾历史上文铭权的两次出国，离开自己的领导岗位，后来的实践证明弊多於利，是不恰当的。他在第一次被捕后，采取“从前门出，再从后门进”的办法，继续领导我国革命。文铭权第二次出国，却再也回不来了，而林和贵又不能扮演中心领导的角色,所以造成国内革命斗争实际上处于失去中心领导、各自为政的状态，又面对印尼局势的大逆转，形势对革命非常不利，导致革命处于极为困难的处境。如果文铭权尤其是第二次不去中国，而且在国内能建立一个更健全、强而有力、团结一致的以文铭权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相信更有利于发挥统一领导的作用，提高革命的士气和克服困难的决心和能力，使当时的革命局面有所改观，虽然无法改变它最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