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宏：危机重重的西方医疗体系

去年年底，著名演员李冰冰在澳大利亚拍戏期间突发高烧，当地医生拖了半个月之后仍然束手无策，就连究竟患了什么病也没能诊断出来。无奈之际，李冰冰只好紧急乘飞机回国求治。中国医生当即确诊是化脓性扁桃体炎，之后迅速确定治疗方案，不久即妙手回春、手到病除。为此，李冰冰发微博为祖国医护人员点赞，她称赞中国医护人员“快速诊断，用药准确，治疗有效，认真负责，救人于危急。”她还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一次是深有体会，不用羡慕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就跟人一样谁都有优点和缺点，国外有国外的好处，但国内的就医环境和医护水平真的不是盖的，他们相对更了解国人的体质，能迅速有效，灵活变通的因人而治。”

无独有偶，2016年1月一位姓张的先生也向沈阳晚报与沈阳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中美两国不同的求医经历。张先生在美国旅游期间因发烧到医院急诊治疗，医生检查后说有可能是肠胃炎，并无大碍。于是，给他打了一针，收取五百美元后便让他出院了。第二天张先生却病情加重，到医院检查后仍未发现任何问题。最后，张先生的妻子无意中提到张先生以前曾得过胆结石，医生以此为线索才诊断为胆管结石。张先生被转到另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术后医生告诉张先生，胆管内最大一块结石，撑破了碎石网也没能取出来，只能先在胰腺、胆管里下了两个支架控制病情。“美国医生告诉我们，要两个月后取出胆管内的支架，然后再择期手术，看能不能取出结石。”结果，张先生回国住院三天后，经过不到三十分钟的内镜手术，这块直径1.2厘米的结石就被顺利取出。国外三个多小时手术没能取出来的石头，国内二十多分钟就取出来了!

由于西方国家庸医众多，经常连临床上的常见病也不能诊治，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得出了与李冰冰一样的结论：“回国治病!只有回国才能得救!”海外华人纷纷打飞的回国就医现象所揭示的西方医疗问题只是冰山之一角。细究之下，不难发现，西方各国的医疗体系可谓千仓百孔、危机重重。

首先，西方国家医疗费用昂贵，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情况相当普遍，其中尤以美国为重。

那些对西方抱有各种不切实际幻想的人，可能做梦也想不到，在西方会有无钱看病、买药而等死的人间惨剧。美国著名电影导演麦克尔∙摩尔拍摄的纪录片《医疗内幕》在讲述了很多普通美国人无钱看病的悲惨故事的同时，深刻揭露了美国医疗产业的诸多惊人内幕。该片上映后轰动全美，并获2008年奥斯卡金像奖提名。作为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西方发达国家，美国以医疗费用昂贵而闻名于世。十几年前我曾因病在美国住院三天，结果竟欠下了高达四、五千美元的住院费。2013年，两百万美国人因付不起医药费而申请破产。在被迫宣告破产的美国人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原因是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所致。美国医疗费用之所以如此昂贵，原因是多重的。庞大的行政开支、价格不菲的医疗设备和医疗诉讼保险以及医学院的高昂学费所导致的医生的超高工资等，都是造成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其中，行政费用的支出异常庞大，占美国医疗花费的30%左右。为了支撑庞大的官僚体系，美国每三个医生就需要两个行政人员协助处理各种相关文件，这些人力花费和行政成本自然都会无一例外地出现在病人的天价医疗账单上。所以，美国医疗费用奇高无比，完全是体制原因造成的。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虽大力推行全民医疗保险，但由于各利益集团的阻挠而举步维艰。2014年11月盖洛普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仍有33%的美国人由于负不起医疗费而推迟治疗。

不仅是美国，即使是那些实行“免费”医疗的西方国家，也是医疗费用不菲，无钱看病、吃药现象相当普遍。例如，令加拿大人骄傲无比的所谓“免费”医疗其实并不名至实归。所谓免费只不过是指免费看一般医生而已，但是，药费及看牙医等费用则还是要患者自掏腰包，而这些费用都是极其昂贵的。两年前，我爱人掉了两颗牙齿，至今无钱医治，尽管我们的家庭收入在加拿大来说并不算低。更有一些无良医生为了赚取金钱而不择手段提高收费。去年，我因患牙周炎去看专科医生，医生只是做了一些简单清洗而已。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医生故意将本可一次作完的治疗分成历时长达几个月之久的多个疗程：初次面谈、初步清洗、左上部清洗、左下部清洗、右上部清洗、右下部清洗、最终清洗。实际上每个“疗程”只有短短的十几至二十几分钟，结果却收了我两千四百零七加币，相当于很多加拿大人一个月的工资。

　近年来，在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以及政府债务缠身等问题的困扰下，西方各国的所谓“免费”医疗更是增添了不少水分。久居德国的著名女作家遇罗锦在《德国医疗保险的节约措施》一文中详细探究了经济危机大背景下德国医疗所面临的重重困境。政府财政支出的日益减少使得自费范围日增，“许多好药贵药及常用药，一律由患者自费”。由于政府免费提供的药物质量太低，很多人“宁肯付款，也不愿吃坏药糟蹋自己的身体”。这样一来，德国的所谓“免费医疗”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德国病人因此而被人为地分成了“少数经济条件好能买好药的”和“大多数经济条件差只能吃次药的”，甚至还有很多人根本买不起药，特别是“那种得了糖尿病、肝病或癌症的患者，一般自己是付不起医药费的。久治不愈的大病，长期吃药也不见好转的，那就只有安静地等待上帝召唤而解脱吧”。随着西方经济的日趋衰落，西方政府对医疗系统的补贴也将越来越难以为继，无钱看病买药的人数无疑将会大增。

其次，西方国家医疗机构效率极其低下，久病不医、久等不治甚至不治而亡等情况早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常态。

　　西方人常常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排队购买日用消费品为例，来肆意诋毁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们却绝口不提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身患重病的病人常常需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之久才能见到专科医生或者等到做手术的机会，加拿大每年因看病排队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十五亿加元以上。三、四年前，我的背部长了一个疖子，奇痛无比。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决定晚上去一个不需要预约的诊所(walk-in clinic)就医。医生检查过患部后认为需要手术，我以为可以当场手术，立即表示同意。没想到医生说手术必须由专科医生施行。这倒也罢了，令我吃惊的是，该医生竟然没有推荐专科医生的权利，因为只有家庭医生才可以推荐专科医生。经过预约，我在几个星期后才见到家庭医生。而如此漫长的等待，只是为了得到一份推荐而已。又等了几个星期，才总算见到了专科医生。没想到的是，这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专科医生让我填了一大堆的表格，把我本人连带我祖宗几代的各种病史及其它信息都问了个遍。做手术的事，却连提也没提。在我的反复追问之下，医生才算道出了实情。原来当天只是初次面谈(initial consultation)，手术的事需要下次预约。又过了好几个星期后，终于等到了预约。可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医生看了一眼我的背部，遗憾地表示，可惜疖子已经变小了，无法手术了。她说，只有等疖子长大以后才能进行手术。如果是六个月以内，可以不需要家庭医生推荐。如果超过六个月，则还需要家庭医生再次推荐。我一听怒不可遏、暴跳如雷，来自菲律宾的这个女医生一脸惊恐地望着我，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好像我是多么不通情理的一个人。同所有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一样，这位医生已经完全被异化成了一个不通人情的机器，自然不会从患者的角度质疑家庭医生推荐、预约、初次面谈、六个月有效期等制度的合理性。结果，我折腾了几个月，政府花费了大笔的资金，但是我的病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治疗。这个疖子至今还长在我的背部，我只得热切地盼望着它能够早日长大成人，以便再次开始下一轮的预约家庭医生、推荐、预约专科医生、面谈的轮回。如此“免费医疗”就象聋子的耳朵——摆设，除了养活医疗系统成千上万的官僚以及从业人员外，所取得的社会效益甚微。

漫长的等待不仅往往使病人错过最佳治疗期，小病拖成大病，轻病拖成重病，而且严重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Cathie Burnup患有先天性脊柱侧凸和骨关节炎，医生认为需要手术治疗。在等待手术期间，由于颈部和背部的剧痛，她不得已辞职在家养病。孰料为做这个手术，她竟然一等就是十年!这十年间，Burnup不得不带着颈托躺在沙发上度日，并靠服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她无奈地表示“这样的生活真是太糟糕了。非常孤单，因为你无法融入社会，你也无法跟其他人进行沟通和互动，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隐居者。”她痛斥效率低下的加拿大医疗体系“这简直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太让人愤怒了。在过去十年里，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坐在家里看着生命就这样一秒一秒地溜走。本来这个手术早就应该做了。”

西方国家不仅手术等待时间过长，就连急诊也不急，病人因为没能得到及时医治而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1998年2月12日，五岁的Kyle Martyn在加拿大安大略省Mississauga市的Credit Valley医院死于中毒性休克，他死前在急诊室里等了三个小时才见到医生。滑铁卢大学学生二十一岁的Patricia Vepari因为高烧、嗓子痛和恶心反胃等症状来到Kitchener医院求救。她在急诊室里等了八个小时还没见到医生，终因不治而亡。更有甚者，四十五岁的Brian Sinclair在温尼伯省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竟等了整整三十四个小时，最终死于膀胱感染这一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毫无疑问，是效率奇低的加拿大医疗体制夺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第三，西方不合理的医学教育体制及管理不善的医疗体系导致医生医术不高、医德极差、医疗事故频仍。

由于医生是西方国家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作稳定又令人尊重的高薪职业之一，所以吸引了一大批聪明、勤奋的青年才俊。在西方，只有最才华出众的人才有幸进入医学院学习深造。无疑，要论个人的聪明才智，西方的医生绝对在中国医生之上。但是，西方的教育体制与医疗体制严重阻碍了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首先，在医学院极其漫长而严苛的训练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课程是学习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与人沟通以及如何提高领导能力等课程。这些课程在非西方人看来，完全是浪费时间。但在西方人看来，却是医生克敌制胜不可或缺的法宝。在这样荒唐的训练之下，这些西方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掌握了最娴熟的语言交流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领导能力以及愉悦上级、同事及病人的能力。但是，在医学方面的知识素养以及治病救人的能力与水平等方面却反而还不如中国医学院培养的一心专注于医学知识的资质平平之辈。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受过正规训练并且具有医学博士学位的西方医生甚至还不如中国过去的赤脚医生水平高。

　很多西方医生不仅医术不高，医德医品也极差。医生的高额薪金在吸引了大量才华出众的顶级人才的同时，也将很多见钱眼开的低俗之辈纳入其中。这些人当医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病救人，所以病人的疾苦根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有些医护人员甚至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对病人打击报复，以不予治疗相要挟。加拿大广播公司温哥华分部的记者报道说，四十五岁的爱丽丝·张因患有肾病，需要进行肾移植。自2009年起，她就被列在等待肾移植的名单上。但是，院方竟然擅自将张女士从等待移植的名单上去掉了，理由是他们不相信张女士“能够很好地参与严格的肾移植治疗计划”，并且指称她有精神病。对此张女士却另有说辞，她认为院方此举纯属对她投诉肾透析部门的打击报复。此前，张女士曾向医院反应“护士太粗鲁，以至于造成我胳膊上形成硬的肿块。有医生就威胁我说，如果不停止制造噪音，就把我拉到精神健康患者病区。而精神科的医生则诊断说我得了精神偏执症”。精神医生与其他部门的同事一起医医相互，共同污蔑、打击张女士，说她跟踪一名护士，并向人打听这位护士姓名，而这被解读为有偏执倾向。精神医生还表示张女士“认为护士试图伤害她的事实就说明，她有精神疾患……而护士也开始感觉受到威胁”。张女士则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她认为“我从来没有过猜疑类的精神病，我相信他们已经侵犯了我的人权”。但是，这种严重违背人权的恶劣行径就发生在经常对他国人权问题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西方国家!

另外，西方的医疗系统已经完全官僚化，各种无谓的文件、报表、培训、会议、记录、政策、法律、程序、规章、制度等耗费了医生大量极其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官僚系统加诸于医生身上的毫无意义的巨大工作量搞得医生焦头烂额，应接不暇。层层压力之下，医生极易出错。但是，一旦出现错误，医生就很容易被解雇或被吊销行医执照，搞得医生诚惶诚恐、惶惶不可终日。再加上所谓“法制”的无孔不入，病人动辄将医生告上法庭，造成病患关系紧张。为保住工作及应付医疗诉讼的巨大风险，医生不得不先求自保，为病人治好病的考虑反倒微乎其微了。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造成医生巨大的精神压力，据MedScape 2015年报道，美国每年大约有四百名医生死于自杀。另据《内部医药档案》(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统计，将近百分之五十的美国医生因为压力过大而丧失了工作热情，这无疑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工作质量。加拿大安大略省医疗质量协会和加拿大患者安全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称，加拿大医疗事故频仍，截错肢、治错人、切错部位、输错血、放错受精卵、将纱布忘在伤口里等现象在加拿大医疗系统时有发生。就连老牌的大英帝国也不例外，错诊误诊现象普遍。几年前，英国人Stephen Minister的妹妹来到林肯郡医院看病时，医生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她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几个月后，年仅四十四岁的她却死于脑癌晚期。

庞大臃肿却管理不善的医疗体系无疑是造成医疗事故的一大重要原因。加拿大埃德蒙顿市十八岁的Farouq Sadiq因为运动受伤，肩部需要手术。在等了一年之后，终于在今年1月22日进入Sturgeon社区医院进行手术。他被打了麻药后推进手术室。可是，手术做到一半时，因医生身体不适不能继续手术。由于院方没有事先安排医生接替，只得中途停止手术。在手术这种人命关天的问题上，院方竟然计划如此不周，全无任何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这样一来，Sadiq不得不再次加入等待手术的行列。他的父母对此感到极为气愤与不满，他们抱怨说，等了这么久才等到手术机会，却就这样被推出了手术室。其实，如果医院管理稍微完善一些、计划稍微周密一点，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四，西方的医学理念与医疗体系存在重大理论性、系统性与结构性缺陷。

​与中医等传统医学相比，西方的医学理念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缺陷。西医理论只重治疗，不重预防，故不能象中医一样做到以防为主，防治结合。与中医所推崇的消除病源、整体调养、慎用猛药等综合性自然疗法相反，西医则以化学与物理疗法进行局部对抗性治疗，只管消除局部病症，而不考虑根治病根病源，更不考虑该治疗方法对身体其他部位可能造成的影响与伤害，可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实践证明，西医所用的很多药物与治疗方法产生的副作用极大，往往在暂时控制了一种病症的同时，又造成了另一种永久性疾病。例如，中医认为，痛经这一常见的妇科疾病成因复杂，气、血、肾、寒等皆可造成痛经。在中国尽人皆知，妇女痛经时应尽量避免受凉，疼痛时则采取无副作用的热敷及服用红糖姜水等方法予以缓解，另外还有很多中草药辅助治疗，以求长期疗效。但是，由于西方人完全不考虑造成痛经的原因，也看不到受凉与痛经之间的因果关系，妇女在月经期间照样大喝冰水，痛起来就吃止痛片。但是，止痛片只能暂时缓解疼痛，而不能长久根治。长期服用止痛片还有可能引起肠胃系统疾病，副作用极大。曾任美国某医院院长的Robert Mendelsohn医生认为，整个西方医学体系存在巨大缺陷：西医的化验或检验体系很不合理，所谓的科学仪器，也是错误百出;大多数的外科手术给患者的伤害多于益处;绝大多数的化学药物都是带着剧毒的废物，非但没有治疗的真实效果，反而是致病、生病的缘由，每年至少有一百五十万美国人因服用化学药品而致残或致死。

而且，在当今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制度早已象脱缰的野马一般失去控制，并将其触角深入到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医疗体系已经彻底背离了治病救人的初衷，完全成为大资本家控制下的大公司、大企业大发不义之财的武器与工具。Mendelsohn医生在《一个医学叛逆者的自白》(Confession of a Medical Heretic)一书中，以自己在美国行医多年的经历，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西方医学界种种不为人知的黑幕，全面深刻地批判了西方自欺欺人的医疗体系，彻底撕开了披在西医西药身上华丽的科学面纱。Mendelsohn认为西医“是很不科学的，它不过是科学的迷信”或者说“是披着科学外衣的迷信”。他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尖锐地指出，实际上整个西方医学体系就是一个充满迷信的大教会，或称为大邪教更妥当。资本家控制的各大制药公司才是医疗体系真正的上帝，医院或诊所是他们的大小教堂，赚钱是他们的教义，医生是穿着白色道袍的神甫教士，实际上是各个大药厂的推销员，患者则不幸沦为他们致富的试验品。Mendelsohn更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医院根本就是一个合法的伤人或杀人的场所。和一般屠宰场不同的是，被害者必须倾家荡产，付出极其昂贵的价钱后才被他们宰杀!因此，医院是患者的危险之地和死亡场所。

​正如亲身经历了低质低效的西方医疗的李冰冰所说，中国人“不用羡慕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相反，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很多情况下，国外的月亮根本不如国内的圆。但是，在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今天的中国，这样理性的声音已经很难引起某些国人的共鸣。遇罗锦曾在共识网上发表多篇文章，揭露了一些西方社会包括医疗业界的阴暗面。让她感到吃惊的是，“读者表示的‘存疑’和‘冷汗’居多，寥寥无几表示‘真实’的，我猜想都是德国华人居民。”她感叹道，国内读者之所以质疑她的描述，“是因为海外的中国人没人写这些，国内便觉得十分陌生”。她认为“那些走马观花的过客文章，尽管歌颂的没错，但对于一个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的人看来，感触是不会停在浮光掠影上的。”古人曰，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历史一再证明，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在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