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习文：媒体格局嬗变对国家安全的结构性影响

　　“媒体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权力中心”。大众媒体对于国家安全的意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早已得到确凿证明。拿破仑“一张报纸胜过三千毛瑟枪”的说法，毛泽东总结转战陕北经验时的“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

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的论述，都点明了这种意义。

今天，“互联网+”以远超人们预料的深度和广度，塑造了崭新的传媒格局，国家安全领域的议题在媒体新格局中得以呈现和解读的方式，较之以往时代表现出众多新特点，改变着社会公众的国家安全认知方式和实践参与方式。

　　1新闻的实效性可能引发战略性全局性影响

新闻的全球实时可见，使部分微事件可能产生战略性、全局性影响，大量生成意料之外的国家安全变数。借助网络，媒体对国家安全事态的报道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创造出了某种“全球实时可见性”。

有些突发事件，地理上远在千里万里之外，但同时离受众也很近——它就在你的手机、电脑、电视上。不管你在哪儿，在信息及其影响层面，它都近在咫尺。

由此，一个从事件本身看是微小、局部、偶发的事情，比如一次小规模冲突中指挥官一个不恰当的言行，都可能因为大众媒体的报道而成为全球焦点，从而对国家安全态势产生战略性、全局性影响，冲击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决策。其本质在于，媒体改变了国家安全空间。

如媒体报道泄密、媒体不当报道导致突发冲突失控等情形，使国家安全领域的“蝴蝶效应”变得更为明显，而媒体经常扮演着这只蝴蝶的角色。今天，在全球各热点地区，此类戏码正在不断上演。

这种“蝴蝶效应”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国家安全决策和执行的阻力，导致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容易受制于错误舆论，甚至被片面、冲动的民众情绪所左右。

其情形大致有：和平主义误导，导致消极软弱；好战思潮蛊惑，导致激进冒险；敌友认知错位，导致错失机遇；民意左右摇摆，导致进退失据；等等。近日，有媒体披露了发生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关闸事件”，由于驻澳门葡军挑衅，解放军予以反击，双方冲突持续一周。

但经过澳门华商领袖出面协调，叶剑英元帅迅速决策抚平紧张事态。试想，若是此等事态出现在今日，在媒体集中曝光、炒作之下，必然会有外力趁机介入，有舆情助推紧张局势，则很难如当年那般妥善处置。

　　2媒体报道趋利性加剧安全风险

受媒体报道的趋利性影响，炒作国家安全威胁、制造“公敌”等行为成为媒体常规动作，公众不安全感增强，舆论不稳定性明显，加剧安全风险，酿成安全危机。

学者张旭东近期在北京大学战略传播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他谈到：“在时空意义上，今天世界是被高度压缩、高度同化的空间，我们在比较文化、跨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方便，同时也是冲突。

而冲突可能直接带来战争、毁灭。这是我们理解全球化要考虑的一个要素。”这样的过程，跟媒体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全球扩张有着密切关系。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也使得很多媒体对于他国复杂、敏感的国家安全议题采取了好为大言、刻意炒作的态度，以所谓的“新闻自由”为招牌，把关涉重大的议题变成吸引眼球的媒体名利场，甚至是个别记者的个人秀场。

法国《新观察家》驻京记者郭玉对我反恐行动的刻意歪曲，即属此例。其直接后果是，杂音谣言频现，制造安全隐患。国家安全领域难免出现的坏消息，包括误解、错报、误传的消息，将在有关方面未及时干预之前，就影响到家庭、社区和军人。他们的信念和责任，可能会因全球媒体报道的不断发酵而受到严重影响。

另一方面，媒体发展的商业化、媒体格局的市场化，造成了媒体长期热衷于报道国家安全风险和灾难。

其积累性后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存在着超过真实世界实际危险程度的安全风险感知，而此种“超标的风险感知”会加剧公众的不安全感，并经过复杂的过程，演化为国家安全的真实脆弱性。我们之所以说今天的人类社会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这种情形很可能会给国家总体安全塑造一种不健康的潜在社会心理基础：公众对战略层面、长远的国家安全漠不关心，对涉及自身利益、短期利益的安全问题则过度敏感，形成一种“冷漠——过敏”彼此纽结的特殊的公众情绪反应模式。

这种由于过度聚焦、过度渲染而导致的麻木，从长远来看更为危险。正如美国学者威廉·米切尔在其《图像论》一书中所言：“（在媒体的影响下）那些本应该保持警惕、受过教育的人会把对一个如伊拉克这样的阿拉伯国家的摧毁仅仅视作一部壮观的电视剧，并以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描述总结这个过程，然后从公众记忆中抹掉……让所谓‘善良’‘温柔’之国接受对他国无辜民众的摧毁而不必有罪恶感。”

　　3媒体成为国家安全的利器

多元行为主体低成本、经常化运用媒体实现利己性安全利益，对他国安全构成挑战和压力。阿尔温·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中称，“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的强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互联网带来的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兴盛，使越来越多原本不足以对国家安全事务施加重要影响的政治势力、利益集团，能够借助大众传播获得诱发和影响国家安全事态改变的行为能力。

以至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垄断性地控制大众传播信息系统的人，就有可能成为左右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幕后操盘手。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著作《第三次浪潮》中针对这种情况，预言道：“明天的一些最主要的战斗将发生在舆论宣传的战场上。”

以恐怖活动为例，大众传播是恐怖活动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没有大众传播将其血腥行径大肆宣扬，恐怖分子挑动民众恐慌、形成政治压力、制造社会紧张和分裂的目的就不会达成。

本·拉登藏在山洞中，却可利用网络在全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同掌握最先进信息传播力量的美英展开有效的舆论对抗。而今天，“伊斯兰国”运用社交媒体再次上演了这一幕。

再比如，一些势力庞大的军火商人、石油巨头，他们操纵手中强有力的大众传播资源，影响全球公众舆论，设置、制造根本不存在的战争危机，以此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一些情报机构也可能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许多间谍还利用记者身份作掩护，操纵媒介故意歪曲真相，引发敌对行动，从而实现自身目的。

有效运用媒体，通常是西方国家对他国发难、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例如，污名化攻击常常成为战争的前奏。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政府的主要领导成员轮番发表讲话，不遗余力地抨击萨达姆政权。

在联合国大会上，在国会就攻打伊拉克进行表决前夕的电视演讲中，在布拉格北约首脑会议上等重要场合和时机，时任总统小布什均就“倒萨”作了充分阐述。美国政府还授意媒体进行针对萨达姆个人的“丑化”宣传，称萨达姆是“暴君”“疯狗”“怪物”“大坏蛋”等。

小布什公开把伊拉克确定为“邪恶轴心国”之一，并多次称萨达姆为“杀人成性的暴君”“最邪恶的独裁者”“巴格达的屠夫”“国际歹徒”，等等。

而最为特殊的是，西方国家还采取伪造信息，甚至以故意泄密的手段，通过释放特定信息实现自身攻击性、排他性的国家安全谋划（当然这种谋划并不一定符合其国家安全利益尤其是长远利益）。

2002年3月11日，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洛杉矶时报》突然报道了一份美国国防部秘密文件，称如遇“非常时期”，美国将对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中国和朝鲜等七国动用核武器。但事实上，据学者张巨岩等研究，这实际是通过故意向媒体“泄密”来释放战略威慑心理战信息。

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波次“斩首”轰炸中，美军用导弹袭击巴格达，欲一举消灭萨达姆政权。第二天，美国主流媒体就迅速而详尽地报道了美军实施这一秘密决策的全过程，给人以伊拉克政府内部确有人向美情报机构透露萨达姆行踪的印象。对这一用意，英国媒体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美国的离间计。

由此，媒体成为国家用来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利器。我国当前在维护国家安全时所承受的压力，部分就是由某些国家借助媒体制造的。

比如，仅在2015年5月，就有两起相关事件：一起是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潘带领多国记者登上我中业岛进行造势活动，另一起是美国国防部批准CNN报道小组随P-8A“海神”反潜侦察机一起飞越我南海岛礁空域并大肆报道。这些都属于有关国家限制中国、对抗中国的“软”手段。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