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回眸2015年国际形势六大“看点”（年终专稿）

2015年是二战结束七十周年，在这七十年中还经历了分别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长年冷战，而前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也已过去了二十四年。七十年来，尤其是自2008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陷入金融与债务危机以来，国际格局与国际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有八：

一是经过1989年东欧剧变与1991年苏联解体，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被“一超多强”取代，前苏联在安理会的“常委”席位被俄罗斯继承；

二是战后欧洲实现了深度和解，致力于联合自强，欧盟兴起，英、法两个战胜国与昔日的战败国德国越来越多地是以欧盟重要成员身份对外活动；

三是两大战败国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中德国深刻反省、改过自新，而日本则执迷不悟、逆流而动，二者的历史认识与道德表现有天壤之别；

四是美国通过建立、加强、提升两大军事政治与经济联盟（“北约”以及TTIP、美日同盟以及TPP）来维系西方大国的“团结”，维持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

五是以中国为首，以“金砖五国”为代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助推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六是经济、科技全球化与全球性挑战增多，加深了各国包括各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利益相关、休戚与共；

七是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更加进步，联合国改革稳步推进。传统的主权至上与“不干涉内政”等原则面临挑战，国际人权保护与通过国际组织实施的“合法干预”变得普遍，联合国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与“人权理事会”，安理会改革备受关注，IMF与世界银行增大新兴大国话语权；

八是非国家行为体形形色色、良莠不齐，其凭借互联网与国际传媒等，对国际关系乃至主权国家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战后七十年来国际秩序及其国际环境变化深刻，但其也有基本维持不变的另一面，即关于二战的历史定论和是非曲直，以及以联合国及其《宪章》宗旨原则为核心的多边机制与国际公理。

二、新、老大国力量消长呈现分化“反转”，彼此互动错综复杂。

首先，发达国家总体企稳并开始部分反弹，而新兴大国的上升势头则明显放缓。其中：

西方大国大多走出金融危机谷底，IMF预测2015年其整体增长2%。美国经济呈现稳健复苏，在发达国家之中可谓“一枝独秀”，危机后长期与大力度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基本奏效，同时抢占新工业与新能源革命先机，失业率与联邦赤字显著降低，2015年增速为2.6%，美联储也因此“终于”在2015年年底正式启动加息进程，标志着美国“彻底摆脱”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盟持续加大量化宽松力度，主权债务危机总体缓解，欧元区2015年增速为1.5%，与此同时却遭遇严峻的安全挑战；日本一味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乏善可陈，2015年增速仅为0.6%，在“技术性衰退”边缘徘徊，当局忽悠的所谓“安倍经济学”被指“三年未见真正成效”。

新兴大国普遍面临发展困境，IMF预测2015年其整体增长4%。俄罗斯遭遇西方经济制裁与油价持续下跌双重打击，巴西、南非深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低迷与自身单一经济结构之害，俄与巴西双双陷入经济衰退，2015年增速分别仅为-3.8%、-3%，南非勉强维持1.3%的年低增长；印度的“后发优势”与“人口红利”显现，经济增速一马当先，2015年增速为7.3%，但莫迪政府的“三大改革”亦遭遇国内强大阻力；中国受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经济增速换档下调，2015年增速为6.8%。

在此基础上，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上继续呈现“中美领跑”态势，因为只有中美两家是GDP总量十万亿美元以上的单一“超级经济体”，并分别扮演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均正处于“再平衡”之中，而在时隔金融危机爆发七年之后，美国再度确立和凸显其“领先”优势，中国的“追赶”之势则暂时有所放慢。

其次，大国关系加快重组，新老大国竞争凸显。其中：

西方大国加紧联合。美欧强化“北约”作用，共同对付所谓俄罗斯的“地缘扩张”、中东乱局与国际恐怖主义；美日同盟升级换代，双方针对“中国崛起”加大相互利用，美国急需日本为其“分忧解愁”；“七国峰会”作用重显，西方大国针对乌克兰与南海问题非议俄罗斯和中国。

新兴大国协调加强。中俄两国在二战结束七十周年之际相互“给力”、彼此“捧场”，两国元首分别出席对方主办的阅兵式，致力于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胜国”的殊荣；“金砖五国”峰会加快“新开发银行”建设，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上继续共同发声。

新、老大国博弈加剧，美俄、中美两对矛盾进一步凸显。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继续制裁与反制裁斗争，彼此地缘争夺延伸到叙利亚等中东地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与焦虑感增大，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为突出，而国力回升也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再度倾向于示强、逞能、斗狠的一面，包括规则排斥、海洋围堵、网络打压等并举。

三、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面临“再出发”，国际经贸规则重新“洗牌”深刻复杂。

首先，联合国变革进入新阶段。

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召开系列峰会盛况空前，各方踊跃参会彰显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关键角色。原有的“千年发展目标”被新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取代，日本、印度、德国、巴西“争常（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四国”对安理会的“权力分配现状”心怀不满，图谋在2016年第七十届联大期间继续联手、推进安理会改革。

其次，国际经贸规则“裂变”重塑。

一方面，IMF与世界银行等全球多边机制的改革长期停滞、效力递减，美国对此国内分歧、言行不一，长期阻挠增加新兴大国的投票权。美国国会在拖延五年之后，于2015年12月18日方才批准早在2010年便已达成的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由此成为IMF的第三大股东。另一方面，美国又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外另起炉灶，强力促成了“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时继续力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企图主导全球经贸新规则，以此打压中国等新兴大国。

四、三大“板块”多方角力，危机不断。

首先，大国争夺与极端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坐大加剧中东乱局。

“伊斯兰国”利用中东什叶派与逊尼派等的矛盾浑水摸鱼，继续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等地肆虐。美国对打击“伊斯兰国”心不在焉、动机不纯，唯恐增加自身负担，单纯空袭乏善可陈。与此同时也门战乱骤起，沙特等国直接出兵干预，但打击什叶派“胡塞”武装成效有限。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与伊朗终于达成核协议，西方对“后制裁时代”的伊朗争相示好、角逐市场“新大陆”，沙特等海湾国家对此坐立不安。俄罗斯捕捉战机毅然出兵叙利亚，协助巴沙尔政权打击极端组织，成为左右中东变局的关键变量。对于俄罗斯的高调反恐与“及时插手”，西方大国甚为不安，美国惟恐失去反恐和中东主导权。“北约”成员土耳其更是“悍然”击落所谓“越境”的俄罗斯战机，普京对被“暗算”咬牙切齿，俄罗斯与土耳其陷入严重对峙。总地来看，中东多个热点共振联动，多方混战纠缠不休，“变天”国家及地区秩序重建未有穷期。

其次，亚太安全呈现“两大集群”博弈态势。

一方面，美日同盟加紧升级，日本在同盟中的作用增大。美国极力避免被中东等其他地区热点捆住手脚，对外着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竭力在军事上插手南海问题，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幌子，企图遏制中国正当的南沙岛礁建设，一再派军舰、军机强闯中国南沙领海、领空，蓄意挑衅和挑战中国。日本安倍首相在二战结束七十周年之际，固执错误历史认识，加紧推行“右倾化”路线，利用美国的撑腰强推“新安保法”，针对中国加强军力，急欲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对外使用武力。另一方面，中俄加强战略协作，在日本海举行的军事演习深化彼此战略互信，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协力抵制日本。

与此同时，域外大国插手与内部矛盾共同作用，亚太多个热点暗流涌动，半岛僵局令人不安，缅甸大选“民盟”上台、“民主化”变局充满不确定性，阿富汗困局持续。

再次，各方持续博弈乌克兰问题。

美欧与乌克兰政府为一方，俄罗斯与乌克兰东部民兵为另一方，双方对立依旧，尽管危机没有去年那样严重。美国以乌克兰危机分化俄罗斯与欧盟，俄则以经济、能源与反恐等拉拢欧盟，美欧尤其是美德、美法之间分歧有所显现，而北约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的角力还逐渐向东欧蔓延。对立双方的深层次矛盾在于，美国极力维持并强化因前苏联解体而形成的“冷战后欧洲秩序”，试图继续挤压、弱化俄罗斯；俄则对该秩序不满不甘，试图扩大对前苏联地区的影响。

五、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全球治理亟待加强。

一是国际恐怖主义变异、升级、蔓延。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此消彼长，“伊斯兰国”后来居上、四处扩散，致使中东、欧洲、非洲、南亚、东南亚等“恐情”持续紧绷，国际恐怖主义进入新一轮活跃期。对此，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近日指出，“伊斯兰国”通过社交媒体、加密通信和巧妙的宣传手法，激发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发动小规模恐怖袭击，可说是“彻底改变了恐怖主义威胁的模式”。法国巴黎的“11.13”恐怖袭击影响深远，欧洲多国草木皆兵，美国遭受恐袭也是阴影难消，美欧被迫加大对“伊斯兰国”的空袭力度，欲从源头清除恐患，但光是空袭作用不大。此外，阿富汗“塔利班”因领导人变故而中断了与当局的和谈，还频繁制造恐怖袭击，使得奥巴马被迫“食言”和放弃先前承诺，再度推迟从阿富汗撤出美军。

二是网络空间多种行为体复杂角逐，失序与无序的一面突出。

网络空间“交通规则”博弈激烈，黑客、网络“超级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威力惊人，美国的网络霸权面临多重挑战，其以“网络自由”为幌子，竭力压制中国与俄罗斯等的“网络主权”。

三是欧洲遭遇二战结束七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应对危机治本难、治标亦不易。

西方蛮横干预中东乱局催生惊人难民潮，欧洲对此首当其冲、“压力山大”，但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中东难民的现实安置挑战与长远融合难题并存，加之“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趁机渗透、混进难民之中，致使欧盟内部尤其是“新、老欧洲”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被指无力应对，而国际援助的各方则各有盘算、难以齐心协力。

四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亦存隐忧。

一方面，中美协调气候政策凸显国际引领作用，主要攸关方纷纷跟进，各方在12月12日结束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终于达成《巴黎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安排，堪称给全人类带来了“福音”。《巴黎协定》共29条，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根据协定，各方将以“自下而上”的“自主贡献”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仍须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以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从2023年开始，每５年将对全球行动进展进行一次盘点。但另一方面，2015年全球气温上升创历史新高，世界各地极端天气频发，破坏惊人，而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也仍将就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援助等细节问题继续博弈。

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动塑造、积极引领、成效卓著。

2015年的中国外交牢牢把握时代潮流与国际大势，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外交”为“主线”，坚决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当代国际秩序和自身正当权益，妥善管控分歧与争端，大力促进全球治理，对外战略的主动权与话语权明显增强。

一是以诸多先进外交理念引领国际关系新风尚。

习近平主席在印尼万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峰会、出访美国与英国、G20与APEC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南非）等发表一系列重要演讲，高屋建瓴、激浊扬清，深刻阐释“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进步思想，提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彰显强大“正能量”，为“多事之秋”和“代谢紊乱”的世界指明了方向。

二是以一系列新的建设性倡议吸引各方，力促中外“大合作”。

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投行”（AIIB）引发国际热烈反响，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不顾美国的不满与阻挠，争先恐后申请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被沿线国家寄予厚望，相关项目与建设正稳步推进。习主席12月提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深受非洲国家赞许。

三是以全新外交布局有力服务“四个全面”大战略。

贯彻落实2014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深化既有外交布局，深耕周边、稳定大国关系、提升南南合作、拓展多边外交与全球治理。与此同时，着力发扬“经济外交”之长，努力弥补“安全外交”之短，对外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和平安全，为推进国内改革发展、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