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人民力量观

•郭玉华 、阎颖•

[摘要]毛泽东一生重视人民力量。其具体理论表现可概括为“历史动力说”、“力量无穷说”和“人民老师说”。在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过程 中，毛泽东紧紧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曾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在毛泽东的人民力量观中，始终存在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必然性 与现实制约性、相信人民力量与领导人民群众、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这三对辩证统一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 设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把握这三对辩证关系的历史。

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毛泽东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对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民范畴，明确地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概而言之，在阶级社会里，“人民”这一范畴，包括所有推动历史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 社会团体。具体而言，毛泽东认为，在大革命时代，人民的范畴主要包括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农民阶级，同时为了扩大革命力量，要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对象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毛泽东也作了具体分析，尽可能地把其中进步的部分划入群众的范围。在抗日战争时期，人 民是指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是指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社会主义时 期，一切赞成、拥护、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以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的范畴。

1957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玉皇大帝是很专制 的……但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在《西游记》中，孙行者即孙悟空是反对玉皇大帝专制的代表、是力量的化身，如果没有孙悟空一路斩妖除 魔，唐僧师徒几人很可能修不得正果，甚至命丧西去的路上。毛泽东把人民比作孙悟空，认为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在思想深处，毛泽东对伟大的人民力量深信不疑； 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制定了与人民力量紧密联系的策略，一度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但也有失败。

毛泽东对伟大的人民力量的深信不疑早在建党初期就已初露端倪。如上文所说，“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即是受地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民。毛泽东认为，要想推翻封建专制，中坚力量就是农民。

早年，毛泽东在读隋末农民起义运动的历史时，在旁批注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 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对人民力量的信仰并未只停留在朦 胧的思考层面，它伴随着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丰富、成熟。

毛泽东人民力量观的理论表现可概括为“历史动力说”、“力量无穷说”和“人民老师说。”历史动力说。早在湖南农民运动时期，毛泽东就认为人民具有外力不可 压抑的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集中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 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八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动力”作用表现在两方 面，首先，“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其次，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 度”，是决定中国解放战争中谁胜谁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没有任何除人民以外的利益。毛泽东坚信“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 步”，从而坚定了统一全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信心。力量无穷说。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给出了他信仰人民力量的另一个理由：人民力量是无穷的。力量具有“功力、能力、力气以及作用、效力”五种含义。在笔者看来，毛 泽东所指的人民力量既包括脑力层次的创造力、知识，又包括在具体的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能力。毛泽东不但坚信人民力量是无穷的，而且坚信人民的力量是军队力 量之源，革命军队能从人民中汲取力量，取得战争的胜利。他信心建立的根基是：一方面，基于铜墙铁壁坚不可摧的韧性。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铜墙铁壁就“是群 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有了这层铜墙铁壁的天然屏障，中国的红色政权才得以有 存在的可能，革命根据地才得以有保全的希望。任何时候，只要“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 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另一方面，基于革命军队的坚强战斗力。虽然当时大部分战士出身于农民，没有经过专业的军 事训练，但毛泽东坚信他的战士“都具有自觉的纪律”，“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会将无穷的力量赋予军队，而且战士本 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分子，战士身上也有无穷的力量潜能。

人民老师说。“知识来源于群众”。毛泽东一向主张中国的事情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办，不要“本本主义”。而要了解中国社会 的真实情况，就必须深入到社会中做调查研究，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甘当人民的小学生。“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无论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多么窘迫、地位多么卑微，他们都是真正的诸葛亮。毛泽东曾先后在湖南五县、井冈山和寻乌做 过调查，虽然访问对象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这些官职很低的人民群众，甚至是一些潦倒的“穷秀才”和“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但他们让毛泽东 了解到了许多他之前不知道的情况。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可爱的先生”。同时，毛泽东论述了向人民学习的方 法：首先，态度要认真，“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其 次，要尊重老师，不能摆官派，必须“谦恭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最后，端正学习目的，“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 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行为是思想在现实中的反映。毛泽东将其对人民力量的信仰贯彻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制定了各项具体政策，并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1924—1927年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也是农民运动的大发展时期。农民运动发源于广东地区，两湖地区成为后来的运动中心。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民运动的发 展，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他批评了 当时党内存在的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大家要去做组织农民的工作。1923年9月中旬，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在湖南衡山县岳北 白果乡建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1924年3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在偏僻的山村，农民运动搞 得有声有色，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功劳。然而正值农民运动蓬勃开展之时，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毛泽东实际考察了湘 潭、湘乡、衡山、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赞扬了农民运动，称其为“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必要力量，并鲜 明地指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为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科学政策奠定了基础。

1937年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八年抗战过程中，毛泽东依靠人民、发动人民，制定了有效的政治、军事战略。最后夺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政治上，毛 泽东提出了“全国总动员”的口号。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向全国发电，大声疾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抗战胜利的唯一出 路。他一面制定“联蒋抗日”的路线，一面与各军阀、救国会等国内爱国组织联络，要求“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力争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军事上，根据当时敌人兵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器械精良且虽然抗日战争“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的客观实际情况，毛泽东指出军队主要实行 “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开展以做群众工作作为第一原则的游击战。为了实现这一军事战略，毛泽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组建民兵组织。这些政 治、军事战略的制定，使中国的抗战力量空前壮大，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期间虽有重庆谈判中建立联合政府的一线曙光，但内战最终爆发。客观分析，当 时中国共产党在军事装备及物资供应方面均处于劣势，但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国民党方面虽有物质的优势，但 “脱离群众”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只要我们掌握了“人民”这个真正的优势，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我们完全有把握彻底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据此，经济上毛泽 东制定了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保证各解放区军民粮食、被服、日用品的供应及修筑铁路等惠民政策，赢得民众的支持；军事上规定人民解放军必须遵守的“三项纪 律，八项注意”和放手发动群众，创造战场，造成民众反蒋热潮的革命策略，深深扎根于人民；政治上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 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主统一战线。三管齐下，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胜利。而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在1948年末发表的题为《赶快收拾 人心》社论中关于“如果吾人能够确实掌握并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那么取得胜利“绰绰有余”的分析，侧面证明了毛泽东的人民力量观的实践价值。

遗憾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忽略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一味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强调人民力量的伟大，在实践中过度运用放手发动群众、大 搞群众运动等方法，使大跃进、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失去控制，致使毛泽东的一些本不正确或不很正确的理论在实际中的错误效果被无限放大，给 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从某种意义而言，对毛泽东人民力量观的解读就是对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历史的解读，其中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其密切相关。那 么，为什么在一段时期里，在毛泽东人民力量观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取得了胜利，但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却遭遇挫折？有学者认为，这 是由于毛泽东的人民力量观并非基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出于其“固有的民粹主义信念”，毛泽东“对人民固有潜力的特殊信赖，不像典型列宁主义，对群众的自发性 表示怀疑”。这种观点是片面和不准确的。他只看到了毛泽东人民力量观的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实际上，毛泽东的人民力量观中始终存在着三对辩证统一关 系：人民创造历史的必然性与现实制约性的辩证统一；相信人民力量与领导人民群众的辩证统一；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辩证统一。这三对辩证关系既是毛泽东人民力量观的本质所在，也是其基本特点。

1.人民创造历史的必然性与现实制约性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现状、解决中国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在肯定“只有 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同时，毛泽东没有背离马克思指出的：人民“不是随心所欲地去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去 创造”的历史观。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总是尽量扮演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力量的索引者，使其顺应历史大势，符合客观现实。在大革命时期，当一些无产阶级教育 家，如恽代英、萧楚女等或从教育本质入手，或从阶级性方面尖锐批评开展平民教育时，毛泽东早在1921年下半年就委派李立三以推行平民教育的名义去安源发 动工人罢工，并特别谈到要利用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进行革命。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坚决反对李立三、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 泽东又严厉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可见，“毛泽东相信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他又总是认为历史有自己的必然 性”。

2.相信人民与领导人民的辩证统一

列宁曾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权威、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成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 称为领袖的集团来主持的”。在领袖、政党、群众之间，存在着权威、号召力、经验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既是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的根本原因，也是“领袖”区别于 其他政党成员乃至阶级内部其他成员、全体群众的重要方面。领袖的价值体现之一就是用自己的领导权威、召集力和先见经验凝聚力量、纠正错误倾向，为整个政党 和阶级指明前进的道路。无此，人民群众的力量将可能向多方向扩散，甚至若脱缰之马在错误的方向上狂奔。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建设的历史就是其“相信人民与领导人民”的辩证关系史。

3.“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相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中蕴含着无限的智慧、力量。同时，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群众中体现出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积极 性’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途径来引导”，以“使人民群众深信那些他们自己不可能系统阐发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毛泽东将群众 路线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从群众中来”是“做群众学生”的过程，得到的是人民群众非系统的、感性的意见和建议；“到群众中去”是 “做群众的先生”的过程，送出的是系统的、理性的方针和政策。经过这种搜集、整合、系统化过程，党的方针政策既源自群众又高于群众，也实现了“做群众的学 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有机统一。

总之，在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紧紧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根本原因是在毛泽东的人民力量观中，始终存在着 三对辩证统一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把握这三对辩证关系的历史。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5期，摘自2012年第4期《湖北行政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