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變遷與大馬華教之一）
2010年6月20日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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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立根兩個世紀，可謂風雲起伏，慷慨悲歌。雖然本地華人兩個世紀以來對華教非常執著、熱愛與堅持，但是華教的命運與遭遇，所經受的壓制與險阻，卻與兩個世紀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政治環境，大馬華教面對不同的際遇。我們把兩個世紀以來大馬華教分為三個發展歷史階段，來說明時代變遷對它的影響。
一，初創與自然發展期（1819年至1947年）。
這128年，對大馬華教來說，可說是政治與政策最為寬鬆時期。工業革命過後，英國勢力急速向外擴張以尋找資源和市場，新馬一帶在19世紀初已成為她的殖民地，也在這個時候，華裔大舉由中國南遷，一部分立根新馬。
大馬有史蹟可考的第一間學校，是創立於1819年的檳城五福書院。由於政治管治寬鬆，華裔可以自力更生，自由辦校，初期的華校大多以私塾學堂為主，教科書 則沿用清朝時期的三字經、千字文、增廣賢文等。1911年以後，則採用中華民國新教育教科書，教師來自中國。中國八年抗日戰爭時期，更選唱抗日歌曲，鼓吹 「愛國救亡」運動。
可以這麼說，這個時期的大馬華教其實是中國教育政策的延伸，教學目的也以「知書識禮」為主。畢業後學校各自頒發文憑，沒有統一考試，真正反映出當時各自學校的品牌，突出名校的形象。
經過一百多年教育管治寬鬆的大環境下，由立根創校到自由發展，到了1947年，華文中小學校已經遍佈新馬兩地，為我國華文教育打下穩固根基。
根據董總出版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風雲激盪180年圖片集》數據顯示，在1947年，馬來亞聯合邦已有華小1,338間，學生193,340名；華文中學22間，學生3,194名。華文中學則持續增長至1956年的70間最高峰。
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的時代背景，給予新馬華文教育自由發展的契機。雖然他們的生活都非常艱苦，但是他們卻把這種艱辛和濃濃故土情懷，催化成對華文和中 華文化的熱愛，用血汗賺取的一分一毫，建起一間又一間的學校，充份發揮了中華民族內聚力、克勤克儉、重情義的傳統美德。他們對教育的執著和奉獻精神，成就 了今日大馬華文教育的規模。
（時代變遷與大馬華教之二）
2010年6月26日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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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至1987年，是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第二個歷史發展階段。
這40年可說是大馬華教遭遇最為坎坷、受盡諸多壓制與險阻，也是華社面對困境，不惜犧牲群起捍衛華教存亡的關鍵期。這當然與時代變遷有直接關連。
二戰後，第三世界各國民族主義新興力量紛紛要求擺脫殖民統治宣佈獨立。1948年馬共發起武裝獨立革命運動，英殖民當局則頒布緊急法令，風雲驟變，強制鄉 區華人搬進集中營般的新村生活，借此封殺馬共的供應線。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東西陣營進入意識形態對峙的冷戰，西方陣營全面圍堵中國。
英國當局恐懼紅色革命骨牌效應損害到切身殖民利益，顧慮到大部分馬共成員與共產中國、本地華人有「同文同種之事實」，乃著手全面切斷馬來亞與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連繫，包括禁止中國教師到馬來亞執教，禁止本地學生到中國升學，教科書本地化等等強烈措施。
這是當局有計劃性壓制華教的開端。接著英殖民當局軟硬兼施，實行英化華校政策，引發了由檳城鐘靈中學發起的保校抗議運動。這項由學生發起的反對英化華校抗議運動，從1955年當局逮捕「鐘靈七君子」（註：本人乃其中之一）開始，持續到1957年爆發全國大學潮。
當局採取流血鎮壓及粗暴的大逮捕，喚起了華社對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的危機意識和民族情懷。這也是華人對華教、中華文化和基本人權進行長期捍衛與抗爭的開始。
50年代初，在爭取馬來亞獨立與英國談判過程中，由於當時華人政治意識不強，未能掌握契機，草擬堅持民族平等，維護平等教育的社會契約。這不但給以狹隘種族主義者抬頭之機會，還嚴重影響華教的發展。
在聯盟（國陣前身）一黨強勢主導政治格局下，華教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機。從1948年至1987年這40年間，為了實現政黨政治議程中的單元教育「最 終目標」，當局通過法令、報告書、政策、長期限制撥款、有計劃性的「行政偏差」等，多管齊下壓制華教發展。其欲徹底變質華教之意圖昭然若揭。
（時代變遷與大馬華教之三）
2010年7月3日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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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過後， 東西陣營冷戰對峙，各國圍堵中國，加上國內政治形勢的改變，使到大馬華教面對諸多艱險，處境嚴峻。
從1951年巴恩報告書開始，到芬吳報告書、荷根報告書、1952年教育法令、1954年教育白皮書、1956年拉薩報告書、1957年聯邦督學團、 1957年教育法令、1960年拉曼達立報告書、1961年教育法令、1967年國語法案、1971年大專法令和馬芝依斯邁報告書、1972年教育法令修 正案、1974年內閣教育檢討委員會、1979年內閣報告書、1982年大專法令修正案，32年期間就有17項，平均每1.9年就有一項針對國家教育的相 關法令、政策、措施、會考、教學課程等等出爐，其頻密程度堪稱世界之最。
教育乃強民之本百年樹人之千秋大業。二戰後日本通過強民教育之長遠規劃，培育了一批批新一代智力資源，加上他們的拚搏精神，致使日本在短短30年間從戰敗 國一躍成為世界經貿強國。新加坡也在1965年過後通過對內培育智力資源，對外羅致人才的教育政策和長遠規劃，在短短一代人30年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而大馬一黨掌控全局的政治生態和狹隘種族思維，主導我國教育政策幾十年。我國教育政策的頻密更動，和官僚對教育措施的朝令夕改或所謂的「行政偏差」，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落實政黨單元教育政治議程，以華教在大馬消失為「最終目標」。
其結果，不但華教因此遭受嚴厲打壓和傷害，深化種族矛盾，還把學府當作罐頭之文憑製造廠，忽略了對國民素質、競爭力與智力的提升。鎖國單元思維一方面造成人才外流，一方面又大量引進勞工，加深了國民整體素質的下降，變成了強國是否只是一個夢？
到了1987年，教育當局作業再次出現所謂的「行政偏差」，調派不諳華文老師擔任華小高職，引起華社強烈抗議，在吉隆坡天後宮舉行全國華團政黨團結抗議大 會。當局利用內安法令逮捕了包括沈慕羽、柯嘉遜及林吉祥在內百多位人士。這就是引起國際關注的「茅草行動」，導致大馬國譽受損。
大馬華教進入1988年至今是第三個歷史發展階段。
經此事件衝擊，當局態度開始有所收斂。也就在此時，國內外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大馬華教進入1988年至今的第三個歷史發展階段。
（時代變遷與大馬華教之四）
2010年7月9日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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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1987年華小高職事件以及大逮捕華教社會人士過後，有關當局有礙於國內外壓力，對華教的恣意壓制和極端氣焰開始有所緩和。期間，國際形勢改變，國內 政經也發生了變化，致使大馬華教在1988年至今這個階段稍為有迂迴發展的空間。然而外在壓力少了，華教內部矛盾卻尖銳化起來，拖累了發展契機。
1989年蘇聯解體進行民主政治改革。柏林圍牆被推倒，東西德統一。中國也在1978年改革開放，由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至此，共產陣營已實質瓦解，冷戰結束。
國際形勢改變和中國崛起，導致馬中關係由疏遠走向密切，經貿教育文化合作與交往越來越頻密。中國逐漸成為獨中國中生留學的主要國家之一，升學管道更為開闊。
另一方面，大馬在90年代的經貿發展一片繁榮，各族人民信心加強。這是大馬獨立以來首次出現的「小開放」時代。董教總新紀元學院也在這時候成立。
雖然期間華教外在壓力相對緩和下來，但是由於政黨單元教育政治議程實行了幾十年，早已成為為政者的政治籌碼，利用教育鞏固種族思維政權，華教反而因一些領導人素質下滑而被拖累。在不思警惕情況下被蠶食侵擾，如溫水煮青蛙，情況未容樂觀。
2008年大選過後，我國政治版塊移動，不但影響我國政治格局的轉化，更可能是大馬華教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先前霹靂民聯政府倡議撥地1,000公頃給霹靂 9間獨中「以地養校」計劃，加上早前吉蘭丹回教黨州政府批地1,000英畝給哥打峇魯中華獨中「以地養校」，不僅給華教帶來希望，還給與國陣政府強大壓 力，影響深遠，我們靜觀其後續效應。
接下來，除了東馬州政府大力資助獨中和華教外，民聯執政的吉打州、檳城、雪州也每年撥出數以百萬計令吉資助獨中，大大減輕獨中賑務壓力。
今年6月25日，馬六甲國陣州政府宣佈「四大禮贈培風獨中：送出30英畝地給培中以地養校、撥款25萬培風清寒子弟助學金、免除培中8萬多令吉地稅欠款、校地轉換手續象徵式收取1令吉」。
上述政府改變態度對獨中援助的主要原因，是國際大環境和大馬政治形勢的轉變。大馬華教近幾十年來所遭遇的壓制與困境，根源在於老化僵化了的種族單元教育政 治議程。大馬華教的未來，一方面得靠華教中堅力量的危機意識驅除政黨個人利益滲透、因應時代變遷靈活調整辦學方針，更重要的，還得觀察大馬政治兩線制與政 黨輪替能否早日實現。
来源：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