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
就像医生在诊断病因后，要据此开出药方一样，从阿拉伯世界这场动荡中归纳出怎样的结论，直接关系到我们在国家治理时应汲取何种教训，以及政策该向哪个方向改进，因此兹事体大，容不得马虎。
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面对同一场政治动荡，不同学者给出的答案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这场动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政权阶级基础转向导致当权者逐渐脱离民众
对一个国家的创立和发展来说，最关键的抉择之一，在于其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荚，还是多数民众。
毫无疑问，政权的阶级基础越厚实，政权本身就越稳定，反之亦然。而在阿拉伯政治中，由于受生产方式影响，即使最进步的共和制国家，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统 治。小资产阶级一大特点，就是先天具有不确定性和易变性，而不是一个稳定的阶级，它不希望保持现状，总是谋求跨入其他社会阶层，其意识形态也总在不断变 化。
理论上说，这类政权有两条政治路径选择：一种是继续“向下看”，拓宽政治参与和执政基础，向真正“人民当家作主”方向发展；另一种是转而“向上看”，由服 务中下层民众转为服务社会中上层，乃至演变成权贵政治。从实践看，显然后一种情况居多。如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等共和制国家中，其政权在建立初期大都能励 精图治，大刀阔斧，在土地改革、社会福利等方面采取有利于中下层民众的政策，因而也得到多数民众支持。但到后期，这些政权阶级属性普遍发生转向。
政权阶级基础转向，引发了一系列严峻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威权统治的优势逐渐成了劣势。威权统治模式本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以达到民主政体难以 企及的调配资源能力。但其本身也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如因权力缺乏监督而容易出现独裁、权钱交易问题等等。因此，一旦政权指导思想变化，服务对象由 多数民众转向少数精英，这种政体的优势马上就变成了劣势－－国家权力很快由国家公器变成少数当权者谋取私利的工具。
首先就是权力观发生改变，贪恋权位、以权谋私现象突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门总统萨利赫执政均已超过30年，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已执政41年，但仍无让位 迹象，甚至有意让其子接班。据“维基解密”文件称，在突尼斯，本•阿里家族总资产达35亿英镑（约366亿元人民币）；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家族的资产据 称达到400－700亿美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层巧取豪夺，使腐败风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在“透明国际”的全球腐败国家排名中，埃及、黎巴嫩、也门、叙利亚、伊拉 克等国的腐败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在埃及，只要与政府公职人员打交道，不管是申请驾照还是出租房屋，都要行贿。据统计，阿拉伯世界1/3的GDP被腐败吞 噬。
这样，社会财富由本该“往下淌”变成了“往上流”，日趋集中到少数当权者手中，由此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不断加大。
据统计，在阿拉伯世界，5％的人支配着80％的财富。在埃及，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55％，而60％的穷人的社会财富拥有量只有18％。普通民众 “被剥夺感”十分强烈。 这样，阿拉伯当政者由于重点服务少数权贵，缺乏足够的“实质合法性”来赢得左翼和中下层民众的拥护；同时，又因为家族世袭或终身执政，缺乏足够的“程序合 法性”赢取西式民主派认可。在这些当权者周围，除了少数特权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剩下的几乎都是反对派：穷人憎恨富人豪华奢侈，平民憎恨权贵巧取豪夺，教士 憎恨世俗化带来声色犬马，民主派憎恨专制统治。
简言之，权贵统治几乎总是自动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和反对者。当前中东动荡已充分证明了这点。
发展模式弊端使阿拉伯国家日趋陷入“全球化陷阱”
当前，国家间竞逐富强，很大程度体现为本国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所处地位优劣之争。只有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工业水平，能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国家，在国际 竞争中才可能真正富强。而依靠出卖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国家，与工业化国家进行产品交换，往往导致低附加值一方贫困化程度加剧。
许多阿拉伯国家意识不到保护和发展民族产业的重要性，意识不到貌似公平的“全球化”背后暗含的不平等和残酷性，几乎是“全方位迎接全球化”。这种落后意识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已存在。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经济从属于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即使西欧国家成为‘世界工厂’，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应继续成为或变成为砍柴、挑水，也就是干 苦活的人。” 阿拉伯国家独立后．一些当权者仍与西方之间“有一种固有的机制，几乎是自动地引导殖民国家本身与特权集团结盟”，因此经济上仍遵循西方设定的“比较优势分 工”，靠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生。而中东丰富的石油储量及由此带来的巨额“石油美元”，无疑强化了这一不合理的发展模式（这种现象被称为“石油诅 咒”）。目前，阿拉伯世界对外依存度高达82％。
没有产业保护的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使本土幼稚工业很难真正生长壮大，反而被摧毁。 阿拉伯国家市场的产品都需要大量进口：大米进口自巴基斯坦和泰国；冻鸡从巴西进口；牛肉从荷兰等地进口；水果来自南非、伊朗和东亚：面粉多是本地加工，但小麦需要从澳大利亚进口。
据统计，到2007年时，阿拉伯世界的工业化程度竟不如1970年时期。石油工业领域，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具有相对独立完善的石油工业体系。
缺乏强大的民族工业导致两大问题：首先，出现国家财富缓慢流失的“温水煮青蛙”效应。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石油资本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阿拉伯世界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多数流入发达工业国家，或用于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性财富，即使在本国也大都投资于房地产。
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同时，这种出口低附加值状况，使得阿拉伯国家越是参与全球竞争和利益分配，本国财富越是日趋流向发达国家。这个过程缓慢、隐蔽，但也是不间断的，由此使本国实体经济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走上衰退道路。
其次，缺乏民族工业使青年人就业难问题突出，并使之成为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国家吸收就业人口能力不足，致使年轻人失业及“青年膨胀”等问题突出。高失 业、高房价、高通胀，使青年人生活日趋艰难。有报道称，60％适婚男性无钱买房、租房结婚，40％的适婚女性也因经济拮据待字闺中。这些是最容易成为反抗 愿望最为强烈的人群。
青年本来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但日益膨胀的青年失业大军，却会成为威胁政局稳定的“火药桶”。而突尼斯“革命”就源于一名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埃及、也门等国的反政府抗议，也都是年轻人担当主力军。
过去相当长时期，阿拉伯当权者为维系政权稳定，避免穷人起来造反，长期实行补贴政策，“以面包换稳定”、“以福利换支持”。巴菲特曾说过，只有在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
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宗物资价格大幅度波动，由此使经济最为脆弱、食品依赖进口的阿拉伯非产油国率先受到冲击，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现行维稳模式陷入两难：如果继续补贴，经济上吃不消。
以突尼斯为例。2010年初以来全球性通货膨胀，尤其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突尼斯居民消费品价格突然大幅增长，当地市场面粉、蔬菜等价格上涨幅度一度高达 60％。但取消补贴，政治上又吃不消。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均曾因取消补贴引发骚乱。阿拉伯统治者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过于亲西方政策恶化了阿拉伯国家政权的生存环境
奉行何种外交政策，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处境，还直接影响统治者政权的稳定程度。大体来说，外交政策目标与本国人民的行动和目标越是一致，政权得到民众拥戴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
在阿拉伯世界，很多国家都将亲西方列为其外交的重中之重。几年前，一位埃及大学教授曾说过：“所有阿拉伯国家都热衷于同美国结盟，听到布什总统对他们说句赞扬的话，立即受宠若惊，感激涕零。”
海湾小国国小力薄，在夹缝中共存，找靠山情有可原。而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最主要国家，其政策则最值得反思。
在纳赛尔时期，埃及外交依托阿拉伯世界，英勇抗击西方列强和以色列，埃及国际威望达到峰值。但从萨达特执政时期开始，埃及重点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关系， 后来又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这种政策虽然使埃及获得利益，从以色列手中收回西奈半岛；并充当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美国桥梁：享受“和平红利”：成为美国在中 东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受援国。但长远看，这种做法完全得不偿失。
首先，它严重损害了领导人的政治声望。萨达特本人因此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基本沿袭萨达特政策，如在以色列问题上，封锁拉法口岸，帮助以色列围堵哈马斯；低于成本价向以色列出售天然气。这两件事严重违背民意。
其次，阿拉伯世界丧失了共同前行的奋斗目标，由此使统治者威望日渐下滑。“如果说阿拉伯领导层曾经尚且支持过一系列失败的事业－－泛阿拉伯团结、藐视西方国家、抵抗以色列－－那么如今它已经完全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即便是往日的挫折也比如今的茫然若失更令民众感到自豪。”
第三，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地缘环境日趋恶化。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分裂，容易被各个击破。冷战后西方共发动5场地区战争，其中4场在伊斯兰世界，3场针 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因缺少埃及等国的有力制衡，武力行为更加肆无忌惮。2006年和2009年分别入侵黎巴嫩和加沙，均造成5000多人伤亡。面对阿拉 伯世界主权、尊严不断遭受侵害的严峻挑战，许多阿拉伯国家反击乏力。
不难发现，阿拉伯政府过于亲西方，而阿拉伯民众反西方情绪又最为强烈，这种朝野的强烈反差导致国家上下离心，政权基础极不牢固。而在这轮阿拉伯乱局中，越 是亲美的国家，动荡越严重；反美国家则相对稳定。而且很明显，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后，重新开放拉法口岸、对埃以协议进行公投、与伊朗恢复关系等声音日益高 涨。所有这些，表明是对过去的一种否定。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在这次中东动荡中明显奉行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使地区动荡更加剧烈。 突尼斯一直被视为阿拉伯国家少有的西方盟友，本•阿里尤其与法国过从甚密，大笔存款也放在法国，但当其一旦失势，法国翻脸不认人，拒绝予以庇护。
埃及这些年来一直为美国充当制衡伊朗、哈马斯等中东激进势力的战略支柱。但此次穆巴拉克处境岌岌可危，亟须美国援手时，美国却态度暧昧，甚至站在抗议者一边“拉偏架”，最终导致穆巴拉克下台。
利比亚在2003年转向西方后，将重要石油项目交给西方，但国内出现争夺，西方再次站到反对派一边，甚至直接进行武力干涉。西方这种推波助澜的做法，无疑使阿拉伯乱局更趋复杂动荡。
这从侧面说明，西方大国在关键时刻靠不住，指望通过讨好西方来改善自身生存环境，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80期，摘自2011年6月7日《中国国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