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克
自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领袖们就认为：只要建立了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民族矛盾就会消失。苏联建成后，列宁和斯大林试图在沙皇民族压迫的废墟上建立一 个能够迅速消除民族对立的国家。这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好事！所以，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不断宣布他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 结果历史却以民族分离的无情事实宣告苏联解体。
中国共产党最初也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矛盾的关系，单纯地认为阶级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因此，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同建立 了“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大同世界。这种美好理想的确鼓舞了中国各民族儿女的革命热情。但是受苏联的影响，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初，我们也试图从制度上解决 民族问题。我们也进行民族“识别”。但中国共产党最终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愿望．这是社会主义民族法制道路的成功探索。
其实，民族问题是一个超越政治制度的课题。在不同制度下仅仅表现为存在形式和解决方法不同。西方国家用“公民社会”把所有国民都纳入系统的法治和管理体系 中，无论你是多数还是少数，只有退伍军人、残疾人等属于特殊照顾群体。但至今，种族意识仍是造成西方社会对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制度把 实现各民族平等视为己任，用制定各种政策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问题，有一定的优越性。法国学者埃莱娜•卡•唐科斯曾评价说：“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既取得了明显 的成功，又遭到了明显的失败。说它成功，是因为苏联政府的政策在初期的目的是允许和帮助大小民族、甚至最弱小的民族繁荣昌盛，以便在给他们自由的同时来消 磨掉他们的民族意志。一切都证明，使各民族繁荣昌盛的目的达到了。”
政治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同样，以为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就能完全解决．也是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误解。在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的历程时，我们应该 认识到民族不是一个永不变化的群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样也要不断完善，处理民族问题仍需要不断探索和更新知识体系。让我们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诲：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88期，摘自2011年7月6日《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