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外交：一场新的外交革命？

•董青岭 /孙瑞蓬 •

摘要：在Web2.0时代，以宽带互联网和手机移动无线网络为代表的数字新媒体正成为新一轮国际话语权竞争的主阵地，网络议政、微博问政 和博客／播客参政日趋成为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个人、公司和NGOs等）参与外交活动、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随着我国民众越来越多地接触和使用 Web2.0工具，西方对华“新媒体外交”已成我国面临的紧迫政治风险。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分析了WEB2.0技术的突飞猛进对当前国际政治现实的重构 和传统外交理念的变革，同时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简要评析了当前新媒体外交所呈现出来的若干态势和政策实践，并就未来中国新媒体外交开展的可能议程和研究重点 进行探讨。简言之，本文强调：新媒体外交是一场即将到来的外交沟通技术革命，值得学界和政策界广泛关注。

2009年，发生在社交网络上的“推特革命”相继引发了摩尔多瓦和伊朗选举骚乱。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和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外交秘档等事件则进 一步助推了数字空间的国际政治化。2011年至2012年发生在中东北非地区的一系列“革命”事态、英国伦敦骚乱以及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迅速蔓延更是表 明，在一个信息沟通日益全球化和数字化的环境中，思想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武器，而以宽带互联网和手机移动网络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各类新媒体（如 Blogger，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Wikipedia等）则日趋演变为最主要的思想传递工具。在此背景下，新媒体外交 应势而起，正逐步演变为一场“数字时代的外交革命”。那么，何谓新媒体外交？新媒体外交相对于传统外交又有何异同？新媒体外交究竟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传统外 交的内容、形式和运行规则？我们又将如何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外交变革？对此，本文主要从技术和思想变革的角度着重探讨由新媒体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外交变革可能 性，并粗略评估新媒体外交相对于传统外交的若干优势、发展潜力及其带来的可能政治风险。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新媒体”主要是指在现代数字通信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全新媒体形态，内容形式包括诸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 电视、社交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影和触摸媒体等。因此，“新媒体外交”可界定为以新媒体工具及其衍生形态作为信息传播渠道和政治沟通手段的外交新模式， 其实质是以Web 2.0技术为支撑、以他国公众为主要说服和沟通对象的数字外交形态。如果说外交的本质是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与政治沟通，那么，以Web2.0技术为支撑的 新媒体工具首先实现了外交技术层面上的变革，并由此引发了各国外交理念和外交哲学上的更新。在新媒体技术条件下，借助于Web2.0工具，政治主体不仅可 以自行创造传播内容，而且还可以构建政治支持网络并进行远距离意见分享互动，由此带来国家信息边疆的销蚀和话语主导权的转移。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和 “自媒体化”正在建构全新的国际政治现实。

第一，新媒体技术正在改变传统政治的运行规则和外交决策过程。

在传统媒体时代，政治运行高度依赖于信息生产的集中垄断性和传播过程的可控性，亦即信息在人际间的流动。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方式通常是受到政府或媒介集团事 先筛选和严格管控的。有关外交政策的酝酿、外交决策过程乃至具体外交政策的执行长期以来为政治精英所主导，普通大众虽然借助于舆论压力对实际政治运行有所 影响，但就信息传播和政治参与的主体地位而言，他们通常是游离于或被驱逐于政治过程之外的。然而，在Web2.0时代，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新媒体 突破了传统政治信息单向、线性传播局限，实现了信息生产的个性化和信息表达的互动化。即每个新媒体活动的参与者在很多时候既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同时 也是信息的消费者，从而每个人都可以个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关注的信息，信息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越来越接近于“去国家中心化”和“去政府主导 化”。在此背景下，信息传播的“自媒体”时代即将开启，传者与受者的界限日趋模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日渐式微。随着居于不同国家的人们越来越可以相对自由 地发布观点和信息，普通大众的政治话语权将大大加强。而政府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把关人”角色将大为削弱，不同国家“人民对人民（peopleto people）”之间的直接信息交流将发挥公共外交的重要沟通职能，来自社会底层的舆论压力将会成为今后各国对外政策议程中的重要干预变量。

第二，新媒体工具正在赋予非国家行为体更强的国际政治参与能力。

在数字媒体时代到来之前，传统媒体因在信息采集、信息发布和信息审查等方面的权威垄断性而通常具有议题框定、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操控等功能。通过框定他国 形象、向他国公众反复传播和输送特定议题以及价值观念，一国民众很容易为他国特定舆论宣传所左右，成为他国对目标国进行国际公关和推行外交战略的工具。而 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跨界主体不再是固定的新闻机构和政府审查机关，媒介信息的生产者不仅有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编辑和记者，而且增 加了网站主编、游戏设计师、短信发送者、博客和微博客作者等每一位新媒体工具的使用者。在此背景下，信息来源将会日趋多元化，受众将不再处于特定传播机构 （如报纸和电视台等官媒）统一口径下被动地接受信息，借助于E－mail、聊天室、讨论区、在线网络调查、新闻跟帖、RSS订阅、手机短信等多种新媒体工 具，他们不仅能够听到来自多方面的声音，而且还可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甄别和进一步加工编辑信息，不断将个人意见表达出来并反馈给信息源，从而影响国际舆 论，推动自身所关心的国际问题议程。可以说，在新媒体时代，由于手机和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的易得以及传播环境的相对自由、开放，公众在国际信息生产和传播、 国际议程设置、跨界意见表达等方面的作用将会显著增强，各种新媒体工具的信息聚合放大效应将会使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个人、NGOs、跨国倡议网络乃 至公司企业等）借助于舆论杠杆而成为新外交的实践者和亲历者。

第三，新媒体技术正在挑战传统外交模式，并将重塑国际信息传播格局。

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广播、电视、报刊和户外广告等媒介的不均衡发展，信息传播强国与弱国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落差，绝大部分信息的跨界生产与传播通常是由 信息强国所垄断，以至于在国际政治领域内信息单向传输，弱国民众常常是“被说服”、“被公关”和“被安全化”的政治对象。有统计表明，在2000年之前， 享誉世界的十大传媒集团绝大部分集中于美欧地区。这些公司控制着世界上最大和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例如，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 Inc.）控制着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网，同时拥有世界级的电视频道CNN和TNT等；贝塔斯曼公司（Bertelsmann）控制着德国面向欧洲的4家主 要电视台、100多家杂志；新闻集团公司（NewsCorp）控制着美国22个电视台、遍布海内外的132家报纸和25家杂志等。另外，在位于北美的20 家世界级传媒巨人中，17家为美国所有，3家归属于加拿大；欧洲24家世界传媒公司全部位于西欧；亚太共有15家世界级传播集团，其中日本有6家、韩国有 1家、澳大利亚有1家，其余7家分属于中国（3家）、印度（2家）、菲律宾（1家）和泰国（1家）等发展中国家。可以说，传统媒体格局不仅造就了以“外 宣”为主导形态的国际政治沟通模式，而且还强化了信息传播强国对世界进行话语塑造和政治说服的能力。

然而，随着Web2.0工具的开发和使用，新外交特别是新媒体外交依托于平民化的社交网络工具更加强调基于平等地位上的政治对话、心灵沟通、事实真相的披 露以及各种思想价值观的优劣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思想灌输与政治抹黑战略已经很难触动他国公众的灵魂。旧有的国际传媒格局和国际公关战略正在悄然发生变革， 大众传媒正日趋让位于小众传媒和分众传媒。借助于各种智能网络和数字移动技术，普通公众用手机上网、看电视、听广播、随时随地拍摄事发现场，即时发布信 息、披露事件真相乃至参与网络舆论互动等活动将越来越成为普遍之事，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把关和信息管控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有效实施。利用图、文、声、像等各种 媒介技术相互融合的特点，新媒体不仅可以对特定群体甚至个人直接发送海量信息，实现信息的精准投放，进行目的明确的公关活动和宣传劝说，更能通过微博、博 客、播客、网络跟帖和社区讨论等多种方式对一般大众进行大规模的舆论宣传，从而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不断消解。最终，传统上 以引导和管控信息为特征的精英外交范式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第四，新媒体技术正在重构全球安全理念和安全治理模式。

传统上，国家安全重在防范免遭来自外部或内部的物理攻击，而如今以宽带互联网和手机移动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不仅加强了跨国沟通，便利了货物、资本 和服务的国际流动，而且还使水电供应、交通管制和金融系统等生活设施处于前所未有的未知威胁之下。借助新媒体技术，一国不仅可以轻易突破他国的信息封锁和 思想管制，而且还可以对他国重要基础设施发起远距离数字攻击和瘫痪式打击。除此之外，在Web2.0时代，由于新媒体工具兼具媒体和社交网络双重属性，一 个事件经过新媒体的传播和放大很容易成为网络公共突发事件。20 1 0年初，谷歌退出中国大陆事件表明，凭借新媒体技术优势推动“互联网自由”，进而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变革，已成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西方对华战略理 念正经历从“技术遏制中国”到“技术促变中国”的转变，这使得传统上以“管控”为主的安全治理模式和以“外宣”为主的对外沟通理念都将越来越难以应对 web2.0时代的危机和挑战。

新媒体外交的兴起，主要源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各类新媒体工具的广泛普及，其实质是新媒体技术的政治应用。国际电信联盟 （ITU）2010年的估测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0年全球因特网用户激增1倍左右，目前已超20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常在线人数分别约 为71％和21％；2010年，全球约有5亿家庭可以网上互通，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29.5％；在一些发达国家，像韩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家庭上网率已 达80％以上，全民上网指日可待；2010年全球有线宽带用户已达5.55亿，移动手机用户超53亿，其中3G手机用户达9亿4千万；能够顺利触网并使用 移动无线网络的人口已占全球总人口的90％；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正在加速抛弃2G技术，转而追求3G网络，2007年全球共有75个 国家提供3G网络服务，而2010年全球提供3G服务的国家已达143个；此外，包括瑞典、挪威、乌克兰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正在加速迈向4G时代。在 21世纪，新媒体不仅体现为一种技术变革潮流，更是一种全球生活方式。

在此背景下，各国争相重视和发展新媒体外交，以期能够在新一轮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早在2004年，美国国务院就在其内部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 信息计划署（Bureau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的机构，用以推进美国信息的海外传播，并将美公共外交资源转移到其政府门户网站USINFO.gov上来。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的下 属机构诸如使领馆和代办处等则开始注重使用Web2.0工具进行外宣和政治公关工作。2010年1 2月1 7日，由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操盘的第一场“推特革命”在突尼斯正式上演，其后蔓延近乎整个中东北非地区。抗议期间，诸如Twitter、Blog和 Facebook等新型社交工具，迅速成为美国使领馆内同僚之间以及使馆工作人员与外部抗议者之间卓有成效的沟通媒介。新一代web技术不仅被抗议者广泛 用作告知世界的“外宣之窗（Windows of Propaganda）”，更成为华盛顿从世界各地收集信息、与世界保持沟通互联的战略工具。网络宣传战和政治攻心战正日趋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现实，而不只 是一种假设。

就作用机理和运行理念而言，新媒体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

第一，传统外交重在宣传和说服，而新媒体外交重在沟通和交流。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外交最早脱胎于战时宣传，其实质是政治攻心战和民心争夺战，重在杠杆游说和价值输出而非政治沟通，譬如冷战时期美苏双方的相互抹黑宣传与 价值观外交。也正因如此，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外交通常也被称之为“对外宣传”或“国际传播”。公共外交的核心主体和主要实施者是国家政府或经由国家授权支持 的专门外宣机关，譬如美国之音（VOA）、自由亚洲广播电台（RFA）和自由欧洲电台（RFE）等。然而，数字2.0时代的到来却使公共外交的性质正在发 生悄然变革，新公共外交依托于平民化的社交网络工具，更加强调平等基础之上的政治对话和心灵沟通，而不是单纯依赖国家之间的信息落差进行思想灌输与政治抹 黑。在新媒体时代，借助于各种智能网络和数字显示技术，不仅普通民众可以生产、制造、发布和传播信息，从而改变政治传播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模式，而且国家 与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信息传播格局也将因新媒体技术的普及而逐步消减。这导致国际信息传播开始出现扁平化和均质化，国家与国家之间、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 的边界不断消解。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技术设计上更加强调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相互理解，其国际政治沟通价值也更加明显。

第二，传统外交重在影响他国利益集团和精英群体，而新媒体外交则更加强调“人民对人民”之间的直接沟通和来自底层的社会舆论压力。

传统上，外交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跨界政治沟通，影响一国外交决策的主导力量通常是本国权贵和他国政治精英。因此，一国对外公共外交的宗旨往往是本国政府或 政治精英力图说服或影响他国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以促进本国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传统公共外交存在的基础是彼时外交的精英化和贵族化。而 现时公共外交的本质、宗旨、对象和操作模式已发生革命性变革，在各种新媒体工具的冲击下，一国对外决策已经越来越难以摆脱或逃避国际国内公共舆论的影响。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实现了信息生产的个性化和信息表达的互动化，从而使得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通过网络议政、微博问政和播 客参政，普通民众可以不断地将个人意见加以表达和反馈给信息源，从而影响国际国内公共舆论、推动自身所关心的国际问题议程。在网络空间里，民意从未像今天 这样得到各国决策者和政治家们的高度关注，公共外交所需要沟通和说服的对象也更加平民化和多元化。在此背景下，新公共外交不仅要对作为传统公共外交公关对 象的外国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进行公关，还要瞄向他国的普通大众。

第三，传统外交重在攻势进取，而新媒体外交则着力于攻防兼备。

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国际信息传播的非均衡性和不对称性，诸如欧美等强国很少担心自己被他国价值观外交所渗透，更无被他国政治宣传所颠覆之虞。所谓的“公 共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单方面体现强国对弱国的宣传攻势，旨在对他国输出民主价值理念、煽动他国内乱，颠覆他国政府。整体上，在旧公共外交模式下，强 国处于攻势、弱国处于守势。每逢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和国际危机，弱国常常是“被谴责”和“被打击”的对象，其公共外交常常陷于被动的解释和疏导，且其解释和 疏导通常被淹没于国际强势话语中，国际公关效果实为不佳。而如今在新媒体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国际媒介信息的生产者不仅有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编辑和记 者，而且还增加了每一位新媒体工具的使用者。在此背景下，国际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有望被打破，信息来源将会日趋多元化，政治信息的流动将以个人为中心而不 是以国家或特定机构为中心，由此信息传播将逐渐摆脱诸如身份、教育程度、地理位置、职业状况等因素的限制，并最终使得国家间政治信息的传递更加丰富和多元 化，同时也使得网络空间变得更加风险诡谲、真假难辨。由于是新媒体网络传播多具有匿名性、非面对面接触、沟通成本低廉、便于外部“网络水军”隐藏等特征， 随时可能成为外部势力对本国民众进行政治说服的技术利器。概言之，新媒体外交具有鲜明的利弊两面性，宜攻防兼备。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媒体以其定位精准、互动性强、快速传播和覆盖面广等特性而成为新一轮全球公共外交的技术新宠。受美国新媒体外交效应的冲击和影响，世 界其他有技术能力的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和欧盟在内的各大国际组织也纷纷制定和实施新媒体外交战略，以应对Web2.0时代的外交技术挑战。概括而言，近年 来全球新媒体外交总体呈以下态势和特点：

第一，微博客外交崛起为新媒体外交的重要形式，并获得广泛青睐。

微博客是一种非正式的迷你型博客，可以即时发布消息，其最大特点就是信息生产、传播图文声像集成化和意见评论双向互动性。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期间成功 使用该媒体形式发表政见、募集竞选资金。入主白宫后，其Twitter账户成为沟通总统与外界意见的重要渠道。2011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 夫登上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在微博上感慨“俄罗斯的美丽风光竞如此之多”，引发日俄领土纠纷。除此以外，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委内瑞拉总统查 韦斯、英国首相卡梅伦等多位国家元首也相继开设了微博账号，利用微博客短信息这一便捷形式大搞形象外交，竭力宣传自己的外交主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 上使用微博开展外交活动的各国首脑已达60多位，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也是其中之一；每天看奥巴马微博的人多达600万之众；约旦王后拉尼娅截至2011 年初有近137万“粉丝”。另外，自2010年以来，相继在中文微博客上开设账户，发布本国信息并与中国网友互动的外国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已达50多家， 其中包括美国驻华使馆、英国驻华使馆、埃及驻华使馆旅游处、法国文化中心、日本大使馆、联合国和欧盟驻华使团等。

第二，以拍客和播客为代表的数字影像外交凸显新媒体外交的立体传播优势。

在数字网络化时代，视频影像作为比平面文字更具感染力和冲击力的外交技术手段，其作用不断得以彰显。譬如，2011年美国之音关闭了对华短波广播，并将其 主体业务和战略资源日益转向网络广播平台，以吸纳网络时代更多的新媒体受众。通过视频影像特别是国家生活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美国不仅塑造了他国民众对美 国社会生活和价值观的理解，而且还带给外国公众身临其境的强烈视觉震撼。近来，美国国务院的一些外交人士认为，数字时代的美式“熊猫外交”带来了意想不到 的公共外交效果。如何使用新媒体影像建构美国形象；获取世界民心，已成美国世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印度和以色列新媒体影像公共外交的崛起也颇为引 人注目。当前，印度的公共外交主要以影像公共外交为主，由印度外交部所属的公共外交处（Public Diplomacy Division）专司负责实施，主要是定期拍摄和录制有关国家社会生活的各种影像，然后放置于外交部官方指定网页“印度档案（India File）”上，供世界各国公众自由下载、观看、评论和提供反馈意见，目的在于向世界传递一个真实、透明的现代印度。总体而言，印度的影像公共外交注重利 用其在新媒体软件设计方面的技术优势，其视频影像的主要制作和传播者仍是政府主体。相形之下，以色列的影像公共外交更加凸显其官方指导性和非政府组织的参 与性，其惯常操作模式是当以色列遭受外部袭击或恐怖活动时，由政府鼓励非政府机构和普通百姓第一时间拍摄事发现场，利用新媒体的快捷传播特性向外界传递真 相，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

第三，社交网络与搜索引擎或成新媒体公共外交竞争的主阵地。

放眼环球，自2010年以来，以SNS为主导形态的社交网络全面崛起，并日益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新闻传播和信息沟通的主渠道。目前Facebook在全球已 拥有数量超过6亿的注册用户，在规模上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相当于世界第三人口大国，用户每天更新信息约超过5千5百万条，每周相互分享的内容超过35亿 条。根据网络调查公司comScore的统计，Facebook在美国的用户仅2010年增长就翻了一番，在墨西哥这一数字激增了三倍，达到1100万， 而在德国则翻了两番多达到1900万，目前Facebook约有70％的用户来自美国之外。另外，美国还拥有MySpace、MSN和Linkedln等 世界级社交网站，由美国公司Google掌控的旗下社交网站Orkut在印度和巴西也广受追捧，这为美国全力向外输出信息和价值观念、拓展国际公共关系大 开技术方便之门。而在中国，SNS市场被腾讯、人人和开心网等网站所分享，发展势头极其迅猛，注册用户不断增多，社交网络传播渐成中国主流传播形式，其公 共外交价值炙手可热。

除此之外，带有社交、新闻编辑和检索性质的网络搜索引擎已成一些国家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凸显或屏蔽某些字段、图片和视频的搜索频率，信 息在传播中可以被人为地造成技术性失衡，进而造成意见和信息在一方的沉默而在另一方的强传播，最终事件真相被话语强势一方所言说和书写。目前，世界上排名 前两位的搜索引擎Bing和Google都为美国公司所拥有，其注册用户和业务内容在全球不断拓展；而同期以百度和搜狗为代表的中国搜索引擎也在不断发 展，据估计，2010年中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已近4亿人，而到2013年其用户规模将达6亿人左右。在此背景下，搜索引擎的政治营销价值不断为一些国家的 公共外交专家和政策人士所看重，一些国家的公共外交机构越来越寻求与世界性搜索引擎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进本国的外宣和政治议程。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是西方世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输出的重点对象，而当前以宽带互联网和手机移动无线网络为代表的 数字新媒体的勃兴则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新的技术便利。意识形态安全、信息安全和免遭恶意网络攻击，将是中国在今后面临的紧迫政治风险。正是由于看到这一点， 自2008年以来，美欧政要和学界不断鼓吹“互联网接人自由和言论自由”，大力推介“数字治国之术（digital statecraft）”，美欧学界的“新媒体外交”研究不断掀起高潮，以博客和微博客为代表的Web2.0工具逐步进入研究者视野并成为关注焦点。如何 通过以依托社交网络的“e外交”穿透别国信息管制，进而鼓动、影响他国内部变革并塑造本国影响力，也越来越成为美欧等国政府所鼎力支持的新一波战略研究主 题。

当前，我国已是世界上使用人口规模最大的新媒体大国，同时也是西方国家力推新媒体外交、对外输出民主价值理念、力促政治变革的重点区域。在大变革时代，如 何面对自身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不被对方利用，是新媒体时代我国外交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放眼未来，以下四个方面将成为我国新媒体外交的持续关注点：

1．新媒体工具的技术创新与应用态势。

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它具有开放、多元、瞬时、互动、去中心化和无障碍等传播特性，不仅改变了信息的跨界生产、流动和控制方式，而且还冲击了国际政治传 播的传统议程设置模式和国际舆论操作空间。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国际政治舞台更能凸显弱者的声音、更能表达来自普通民众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诉 求，更能加强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相互理解，其应用于外交沟通技术平台的价值潜力巨大。在此背景下，我国新媒体外交应高度关注各类新媒体工具的不 断开发及其政治应用，并深入探究西方各国新媒体产业政策与其外交战略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以期能够通过技术和经济的双重视角洞悉西方各国对华新媒体外交的下 一步态势和动向。

2．新媒体外交的作用机理及其政治效应。

传统上，外交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跨界沟通，因此，一国外交活动的目标和宗旨往往是本国政府力图说服或影响他国的相关利益群体，最终通过影响他国政策制定和 实施过程而实现本国利益。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最大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信息生产的个性化和信息表达的互动化，从而使得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在 Web2.0空间里，信息传播进一步扁平化，各种新传媒工具更加便宜、更加容易获得，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基于Web2.0技术的国际政治参与性也会逐步显 现。在此背景下，新媒体外交所要公关的对象不仅包括外国的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还包括他国的普通大众。

3．西方新媒体外交态势与政策实践。

信息即权力，国际关系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取国际民心的舆论竞争，而任何一种舆论形式的传播都必须借助和依托于一定的通信技术条件。在谷歌2010年宣 布退出中国大陆后，美国国务院又投入巨资（约7000万美元）与五角大楼合力打造影子网络（shadow internet）外交；在2011年美国出台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中，新媒体的外交应用价值首次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紧随其后，北约、欧盟、印 度、加拿大和以色列也相继出台了基于自身技术特征的网络空间战略，全球新媒体外交风起云涌。在此背景下，中国已成西方国家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 象，中国需要一项攻防兼备、既着力于国家软实力建设同时又能确保国家安全的新媒体外交综合战略。

4．新媒体外交的政治风险及应对之策。

信息传播与心灵沟通是现代社会的组织机制，同时也是外交活动的核心精神。放眼未来，各种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传统外交虽然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 以微博、博客和播客为代表的数字新媒体却将对传统外交的形式和战略带来革命性挑战。如何开发以人为本、以互动为理念、以技术为基础的政策解决方案也日趋成 为新外交的精髓所在。作为一种新兴事物，Web2.0技术尚处开发和应用推广中，不同的新媒体工具对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冲击效应才刚刚显现，其作用机理 尚未得到深入阐述。如何把握各类新媒体工具的外交应用价值并评估其所带来的政治风险，是我国外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面临的重大挑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7期，摘自2012年第5期《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