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晚上六时四十分
《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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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亚育手持《炼狱大罢食实录》著作，强调这是在扣留营最激烈的斗争运动，最终大部分的扣留犯被送院吊盐水，却成功争取改善狱中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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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又是单身，没有后顾之忧，只有一颗热忱斗争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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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亚育(左)与二哥及友人李耀华合照，3 人过后都在内安法令下被扣押。 |
报道/摄影：蔡晓媚
(怡保讯)“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当年在劳工党只是小卒一名，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在内安法令下被关押 “黑牢 ”；不过，对于年轻时因加入劳工党的决定，时至今日，我是无怨无悔！”
来自怡保华都牙也的郑亚育（71岁）重述在1966年在内安法令被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而且在被扣押期间还试过逃走，展开为期1个月的逃亡生活，之后被捕关进扣留营渡过漫长的14年监禁。
皮肉痛和精神虐待最痛苦
首次被扣却借混乱逃亡到仕林河的郑亚育指出，最苦的时日不是在牢中失去自由的日子，而是逃亡不成最终被捉之后，受到酷刑拷打的皮肉之痛和精神虐待之苦，才是最痛苦。
郑氏在1966年６月被扣后，先被带到怡保警察局总部单独的扣留所，过后经过严厉的盘问后，再被转送华都牙也扣留营，并在那里渡过漫长的14年大牢生活，直到1980年3 月在有条件的限制下获得释放。
他说，1966年6 月被捕时，身份仅是劳工党金宝区部秘书，还是在区部没有人选之下被推举。他笑说当时连上台演讲还需要照稿读。
他重述，当时已经有许多同志被扣捕，风声鹤唳，党中也传出我在被捕名单内。不久后，即有政治部警员将之带返家中审问。
“当时政治探员捉拿政治犯是不轻易出动手铐，探员先把我带返家中，有同志在收到讯息后，许多人都立刻涌往家中见我，也因为人潮越来越多，有人在混乱游说我趁乱逃走，我在一念之下，借机逃跑。 ”
逃亡历时1个月
他说，逃亡的日子并不长，才历时1个月后（1966年6月）就被政治探员捉拿；由于我有潜逃的记录，更是劳师动众展开逮捕行动，而且探员也因为我的逃走被激怒。
遭严刑拷打脱光衣逼供
“可想而知，当我被捉回警局扣留所，立刻遭受严刑拷打及逼问，姆指和脚指指甲都被警棍打断，而且被令脱光衣服接受盘诘。 ”
他说，政治探员以为严刑可以让之招供，事实上他也没什么可以供出来。他说，探员对他用私刑殴打逼供，每一拳每一脚踢在身上时，心里只有恨，越打越痛，痛恨的心就越深，甚至想过出来报仇。
“不过，现在都没有这种火气，回想起来只是本能的情绪反应。”
他指出，在转送华都牙也扣留营的日子反而比较轻松，只是失去自由，却可以在活动时间与同被扣留在同一个区（BLOCK）的政治犯自由活动，可以打篮球、乒乓、看报纸等。
他说，狱中生活锻炼出坚定的意志及加强原有的信念，也让他有时间向同志学习马来语和加强中文。
对本身选择无怨无悔
他强调，从参与劳工党到被捕至被释放后，对本身选择这条路无怨无悔。
郑亚育家中有5兄弟妹，他排行第3 ，上有一位完全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大哥，而二 哥郑华与弟弟及最小的妹妹却也曾在内安法令之下受到对付，其中小弟和小妹是在走投无路之下，上山成为共产党分子。
“当时的情况只可以用逼上梁山来形容，不上山就等蹲牢，都没有第3 选择之路可走。不过小妹被捉后的局势发展又不一样了，当局走怀柔路线，不断地劝说谆谆告诫，我小妹竟然也被软化。”
“二哥却是因1968年槟城爆发的货币事件在大逮捕中被关，坐没多久被放出来。小弟弟则在上山一段日子后，在合艾和平谈判后得以回家，一家人团聚。”
他说，庆幸家中还有一位因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大哥撑下去，让一个家不至于四分五裂。他对大哥对家庭的付出深深感激。
受二哥影响参与斗争
他指出，二哥则是他政治启蒙老师，他是因为受到二哥影响也积极参与斗争运动，并认同劳工党而加入该党。
郑亚育被关进牢里正值盛年26岁，待被释放出来时已是40岁，他在出狱之后42 岁与相识多时曾在内安法令被扣押的妻子再度重逢不久后结婚，两人育有3 名孩子，目前皆身在国外读书就业。
他说，早在参加党的活动上与妻子相识，妻子是在1974年被扣不久被释放，他是在1980年被释放后才再度与相识的妻子重逢，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情投意合决定组织家庭。
他感慨时代不同，现今年青一代所关注都是科技电脑，反而对父母经历过的历史并不甚感兴趣。
他说那是鸿沟问题。一如在年轻时积极参与各项所谓的斗争活动，当时家中两老也一样是忧心忡忡。
两度坐“黑牢”如坐“蒸炉”
在郑亚育被关进扣留营的岁月中，有两次是被单独监禁，俗称“黑牢”，没有灯光也没有透气空间，房里黑漆漆一片，整个人犹如坐在“蒸炉”。
他说，首次单独被拘禁是在1977年3 月份，被监禁3 年，过后在被释放的前数月，即1979年将近年尾被带回怡保警察总部的扣留所，再度被盘问确认对国家危害性程度。
他说，那栋建筑物被称是“政治部牢房”，许多一开始被扣的政治犯都会被关在那里，他本身第2 次再被带到那时，心里并无异样，只是没想到是被释放的前兆。
“在70年代尾到即将踏入80年初，政治气候也不同，相信当局也希望能全盘解决政治扣留犯的问题。所以，那时候被带往黑牢审问，也只是当局最后的程序，也在测试政治扣留犯对国家的危害程度。”
他说，仅被关了1 个月就被放出来，并于1980年3月恢愎自由身。不过，当时有关当局对他的释放附带有条件，包括不允许与其他同是政治犯有来往，每周到警局报到，傍晚6 时之后必须在家中不可出外等。
他指出，他被释放前家人已预先获知消息，因为有政治部警员上门到访调查，并且向家中亲属交代政治犯一旦被释放后需要遵照的条例。
他说，到真正被释放出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才意识到世界都变了，适应一段时日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并不是在牢中所想像。
出狱后曾割胶•任书记30年至今
他在出狱后协助父母在胶园割胶，过后通过报章征聘启事，担任怡保一间公会的书记，受聘用至今有30年光景。
他说，目前的生活很平淡，除了上午在公会处理公会的会务，空闲时会专注处理本身年轻所经历的事故，希望有生之年把过去所经历详尽地记录下来，让后辈从中了解在国家发展有过的一段斗争历史。
看报纸“开天窗”•敏感新闻若隐若现
郑亚育说，在扣留营里仍然可以读报得知外面的讯息，但是警方会预先将报纸的新闻过滤一番，避免让所谓敏感新闻，或有关党员在外展开支援行动的报导，都会被当局以黑色和红色的墨笔涂抹，造成报纸在政治犯的手中一张形成“开天窗”的景象。
他指出，报纸内容被涂上一大片被称作开天窗，即看不到内容，只有黑漆漆或红彤彤的一片，但也不完全是看不到内容。
他指出，狱中有的是时间，所以如果是以红色墨笔涂抹新闻内容，只须将报纸高举往太阳方向一晒，就可以透过阳光折射隐隐约约读到新闻内容，不过以黑色墨笔涂改的新闻就完成无法看到。
他说，有坐过政治牢的同志都体会过这种小乐趣。
“我也通过这种的方式阅读了许多的新闻，而警员却还以为我们是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
难忘大罢食运动•热血青年无后顾忧
“我不曾认为14年在牢里的光景是浪费生命或时间，偶尔还会存有一丝丝的骄傲，为自己在面对酷刑最难捱的情况下，仍然持有信念坚定不移! 我对得起任何人也对得起自已，我是无悔的。”
“我的信念是很简单，期望人人有饭吃有工作做的社会主义，却因为局势发展硬把共产主义套着来，才会造成许多劳工党党员被捕。”
他说，50年代至60年代的生活是很清苦，当时的环境和政治局势，糊口饭不是简单的事，所以许多的青年斗争支持社会主义路线，深信只有如此才是让国家朝向最好的发展。
他说，被扣时年26岁，单身更没有家庭负担无后顾之忧，那时候是“热血青年”，只朝着信念目标，完全没有想过会坐牢，当时甚至有最坏的打算是在阵上枪战身亡也毫无退缩之意。
他说，即使被关进牢里，他也参加了扣留营大大小小的斗争运动，不过，令他难忘的斗争有2 个，1 个是1973年12 月29日大罢食运动，他与狱中多人展开为期47天 的罢食运动，最终也争取到狱中的福利获得正视和改善。
“另一场的斗争则被形容是失败的斗争，那是在1969年11 月27日发生，因为欢迎麻坡有12 名同志转送到这个营，却在欢迎会中被狱卒指违反营规，结果爆发了肢体冲突。由于事发突然，有多人被狱卒的警棍及拳打脚踢下被打到吐血，送入医院。 ”
他也说，陈凯希在牢中发动的一场争取狱中更好福利的斗争，确令到后来狱中的伙食大大改善，政治扣留犯福利也受到改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