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排除干扰，保证改革发展健康进行。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流行与影响
当人类社会处于自然经济时，人们对经济活动和经济规律的认识是表面的，像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贸易，重农主义则把农业看成财富的惟一源泉。工业革命后，经济活动趋于复杂和活跃，客观上要求建立深入和系统的经济理论，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英国古典经济学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斯密、李嘉图等人。古典经济学有两个重要思想：一是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的相互作用，即资本积累推动分工发展，而分工发展又提供更多积累；二是要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来保证资本流向更有效率的领域，政府只需充当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守夜人”。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竞争的内容，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西方在经历上百年繁荣后，从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进入20世纪愈发严重，甚至在1929—1933年爆发了灾难深重的全球性大危机。这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受到重视。凯恩斯提出危机是需求不足造成的，他认为，在完全自由竞争市场体系下，不存在生产和充分就业的自动调节机制，他主张国家参与经济活动，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等手段增加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他的政策主张被美国“罗斯福新政”采纳，差不多战后40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显然，凯恩斯的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思想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明显差别。
由于凯恩斯没有从生产上寻找问题，看不到增长的根本动力，其扩大的需求也只是通过国家超发货币创造出来的，它虽降低了周期性危机的严重程度，但也抑制了周期性增长的冲动。这一问题被二战后大规模经济重建所掩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出现了严重“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此后，已经沉寂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步活跃，并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内容丰富，影响较大的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和以卢卡斯、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等，它们的政策主张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相仿，强调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主张推行私有化。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行以后，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1990年，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就发展中国家如何改革等问题，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是开放市场、取消国家干预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但经济自由化改革后，拉美国家不仅没能解决，反而加重了失业、分配不公和贫困化三大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几近停滞，到2001年拉美国家外债已接近8000亿美元，比上世纪80年代翻了一番。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东欧国家变革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又提出更加激进的“休克疗法”等主张，致使这些国家经济急剧恶化。经过20多年实践，拉美和东欧国家仍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俄罗斯后来被迫将一些重点企业收归国有，近年情况才要好一些。再反观发达国家，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并没有被贯彻到底，美国政府没有听任市场自然调节，而是强力干预了危机扩展，政府对部分重要企业进行了收购和注资，美联储也大幅增加了货币供应，较快稳定了经济。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米塞斯、哈耶克带领下，忙于同巴罗纳、兰格等经济学家，进行一场有名的关于“市场和计划”的论战时，爆发了席卷全球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危机使刚刚形成不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沉寂下来，以至随后几十年也没有多大影响。这是因为，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暴露出严重问题。该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市场自由竞争能够保证市场的均衡状态，虽然可能出现部分产品生产过剩，但同时一定会有另一部分产品供不应求，这种供求关系会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资本流向，从而实现产品数量和价格的均衡，绝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但是，面对1929—1933年这样的大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哑然无声，陷入深深的理论困惑。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暴露出理论问题的同时，也反映出方法论的缺陷。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更多批判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资本的内容。他们这种对古典经济学继承脉络的不同，反映出其哲学思想和理论方法的不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市场、价格、竞争这些经济现象，却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对生产本质的探索；而马克思则不同，他透过市场、价格这些现象，去研究劳动、分工、资本等内在经济因素。马克思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经济学，强调生产力是决定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变化的根本力量，在这一运动中，存在着各个发展阶段所特有的经济规律和现象。
马克思从内在经济关系上，对生产过剩危机作出了科学解释。他认为，当时生产的积极和消极方面，都源于剩余价值生产。在工业社会早期，正是剩余价值生产推动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因为，工人的收入大大低于所创造的价值，从而有条件进行较高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使人类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得到快速扩展。但是，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又隐藏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工人的收入低而稳定，另一方面在资本积累驱动下，生产呈无限扩大趋势，从而导致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这时，扩大出口就成为缓解危机的重要途径。但是，经过上百年武力开拓，当世界市场被主要西方列强瓜分完毕后，市场扩大的运动一经停止，矛盾就开始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就越来越突出。
当然，现代西方国家生产过剩危机在减弱，但这并非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它只是反映了形成生产过剩危机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快速发展，社会生产特征发生明显变化，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转变，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这些变化使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提高、收入增加，生产和消费趋向平衡。但同时，新的矛盾和问题也会随之产生，需要人们深入研究才能发现和解决。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政策主张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两种不同的国家参与都持反对态度，它不仅反对在发达国家通过超发货币扩大需求的凯恩斯主义，而且更加反对发展中国家保护和扶持民族经济的政府行为。这里重点分析后一个问题。
早在19世纪中后期，以李斯特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就发动了一场针对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他们认为，当时英国是工业发达国家，德国是落后的农业国，英国古典经济学提出的自由贸易主张、成本比较学说、国际分工理论等，都是有利于发达的英国，而不利于落后的德国。德国要赶上英国，国家就要干预经济，例如，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保护新发展起来的德国工业。
其实，在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政府并非像“守夜人”那样消极对待经济活动，而是积极通过殖民扩张和掠夺参与经济活动，这极大地加速了英国原始积累，促进了经济发展。到上世纪初，世界经济的高低格局基本形成，国际市场和殖民地已被列强瓜分完毕，落后国家以何种方式才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二战后，虽有少数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但这些经济体人口规模都不大而且还具备一些特殊条件，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经济体赶上发达国家的情况始终没有发生。这是因为，落后大国快速发展对外界影响太大，一些发达国家不愿看到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必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打压，使得发展中大国受到更多更强烈的外部干扰。
我国和前苏联都曾试图通过国家全面直接管理的计划经济，来实现跨越式增长。这一模式在社会生产以重复性劳动、外延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为特征时，曾表现出强大力量。但是，当社会生产开始向创造性劳动、内涵扩大再生产和智力积累转变时，资源配置难度越来越大，比例失调问题日益突出。这是因为，创造性劳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分工日趋纷繁复杂，国家很难通过人为计划来全面科学配置资源，需要建立客观的市场经济来决定资源配置。但由此得不出国家不参与经济活动的结论，相反，国家在市场经济下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仍不能超越国家利益而存在。所谓全球化、国际化，只是发达国家利益和意愿在国际分工体系上新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存在他们根本利益的自愿让渡。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重复性劳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创造性劳动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资本、商品和服务的全球性流动，都服务于这一新的分工体系。在国际市场经济下，也不存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例如：发展中国家需要进口高技术，但却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控制；本来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成本低的优势，但却被发达国家以倾销为由而加以严厉制裁；发达国家要自由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所有产业，但却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进入自己的重要产业加以坚决限制。所有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在自由竞争旗号下实行的国家干预。新的国际分工使富国和穷国的竞争力出现了根本性差距，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新的举措，将永远被抛在后边。因此，国家必须要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一是保证社会资源向科学技术领域，特别是基础科学和重大科研工程倾斜；二是要按市场经济规则，控制经济命脉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保障经济安全，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三是利用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市场运行实施科学调控，只有充分保护和扶持好本国经济，才是落后国家的正确选择。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私有化目标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私有制理论渊源，主要来自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和懒惰的思想，他们认为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利己理性，是市场存在和效率发挥的基础。这一理论由于脱离生产力实际，抽象地分析人的本性，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劳动者会通过偷懒来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表明私有制存在效率下降的内因，那么，它又是如何对大生产进行多级和复杂的监管来提高效率呢？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契安和德姆塞茨提出了“索取剩余论”，认为由于劳动者会有偷懒行为，要使每个生产者的报酬（工资）等于他在生产中的贡献（边际产品）是很难的，因为准确测量边际产品的多少是办不到的。所以，要有监督者来督查，以提高生产效率，但监督者本人也会偷懒，因此，所有者需要让渡给他们一定“索取剩余权”。但是，剩余权的让渡，一方面动摇了私有制的基本法则，另一方面仍然无法解释以创造性劳动为特征的生产如何管理的问题。
马克思承认自私现象的存在，但不承认自私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劳动本来是人类进化的根本力量，是人的本质表现，但在生产力特定阶段，劳动者却与劳动相对立，逃避劳动。他认为，这与劳动者奴隶般服从分工，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等有直接关系，当这些现象消失，劳动会再次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是在他的所有制理论研究中形成的。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包括占有关系和法律关系，占有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利益关系，法律关系是对这种地位和利益关系的法律界定。他认为，占有关系是经济基础，法律关系是上层建筑，占有关系决定法律关系。但同时，占有关系与法律关系又不可能完全一致，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享有某物的占有权，但实际上并没有占有某物。例如，马克思曾注意到，在私有的法律关系没有变化情况下，股份制却使占有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了。如今，在发达国家一些大企业，以职业经理人为首的经营团队，已全面负责企业重大决策和管理，私有者基本退出管理层。这一情况表明，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劳动特征从重复性劳动转向创造性劳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复杂化，它们进一步引起占有关系的深刻变化：一方面，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资本的效能在下降；另一方面，创造性劳动不仅使劳动者地位提高、收入增加，而且也使人们对劳动的兴趣大大增加。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宣称的，人类永恒不变的自私本性，以及不变的私有制关系是不存在的。
对于我国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全面私有化，是要将我国已经进行深入改革，并已成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客观上，这种产权转换，一方面会使国家丧失参与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必然肢解企业经济力量，极大地降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目前我国整体经济水平落后，外部政治和经济打压相互叠加的情况下，保持一定规模的大型国有企业至关重要。第一，掌握经济命脉，是保证经济稳定的基础。正是因为国家牢牢掌握着金融系统，才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第二，大型国企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一般市场竞争环境中，落后国家难以建立这样的大型企业。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海外资源依赖不断增加，大型国企保证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捍卫着国家的经济安全，一旦国企被分割肢解，外国资本会大举进入，我国经济将面临严重困难。第三，大型国企是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经过长期积累，我国在能源、交通、电信、航天航空、核能等领域的国企，已成为国民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础。第四，大型国企已建立了完整的科研和生产体系，是提高我国工业生产水平的中坚力量。
继续深化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是简单数量与比例上的进退，更不能一“化”了之，而是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提高效率的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打造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脊梁。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27期，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