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地下活动

马来亚共产党靠着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在英国新加坡殖民地政府的镇压下能够存活下来并得到发展。在英国放开华人的选举权后，马共执行和平的宪制议会斗争路线，与新加坡各左翼组织结成抗英反殖统一战线，并大力支持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但是，马共对与人民行动党的统一战线估计过于乐观，不但牺牲了与其它左翼政党的关系，还使得大批地下党身份暴露，给地下活动带来巨大损失。马共与人民行动党关系破裂后，人民行动党内的亲共派从人民行动党内分裂出来，组建了新政党——社会主义阵线。在遭到人民行动党的压制后，马共与社会主义阵线放弃了宪制议会斗争路线，转向激进的街头斗争路线，最终因为内部斗争和极左错误路线的推行，马共在新加坡的地下活动宣告失败。

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前身为南洋共产党，后被共产国际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英国殖民政府给予了抗日盟友马共短暂的合法身份，马共也制定了《八大主张》，计划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民主道路。“马共当时制定这样一份文件，显然是受到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交枪入阁’事件的影响，实际上是准备放下武器，解散军队，结束武装斗争，与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者全面合作，走和平斗争即所谓的政治发展之路。”(注1)在二者短暂的和平共处时期，马共利用战后初期新加坡经济困难、社会混乱、腐败横行的社会环境，快速地在新加坡建立了各行业工会、马来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退伍同志会、妇女总会等一批外围掩护组织。

1947年3月，陈平（原名王文华）担任马共总书记，“新领导层决定继续执行已经在执行的政治路线，争取党的合法地位，影响正在进行的马来亚联邦制宪工作，成为当时马共的主要斗争任务。” (注2)为执行马共中央的政策，新加坡市委对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造，以更好地利用外围掩护组织进行合法活动。马共新加坡市委直接对中央负责，和马来亚联邦内其它十几个地区委员会平级。“新加坡地下党的人数最多时为1947年，达到300~400人，市委会成员6人，每个人都至少同时兼任某个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出席指导委员会会议，以外围组织为掩护，直接在外围基层组织中进行活动。” (注3)每个指导委员会成员的公开身份都是某个行业工会的负责人，有秘密的交通员负责联络和保护指导委员会成员。这些成员同时通过两个独立的组织来开展工作：一个是公开合法的工会委员会，一个是工会里的地下党组织。

工会和其它掩护组织的关键职位，比如秘书长等大多由马共党员担任。

为减少组织暴露时受到的伤害，一般外围掩护组织的成员都不知道本组织的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即使是地下党员之间也要隐藏党内的隶属关系。这种组织结构在1946~1947年间的全市交通行业大罢工中发挥出了巨大作用。虽然整个交通行业里正式的共产党员人数只有不到25人，但交通行业工人指导委员会的3名委员分别控制着公交车工会、三轮车工会、出租车工会的地下党组织，各地下党小组又控制着各大小车队，同时3名委员还具有各工会秘书长和工会委员的合法身份，这种组织系统在14天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对新加坡交通行业工人的宣传、组织动员直到最终实施罢工的全部任务。(注4)一位前地下党员曾表示：“这就和一口锅一样，英国人逮捕工会领袖就像抓住锅盖想端走锅一样，而锅把掌握在我们手里，只有我们才能把东西全端走。” (注5)

随着冷战格局的不断深化，本就对马共严加防范的英国殖民当局加大了对马共等左翼力量的打击力度。

1948年7月23日，英国殖民政府宣布取缔马来亚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警方有权不经审判而扣留任何被怀疑为共产党的人。在此情况下，新加坡市委转移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离开城市转入丛林，开展武装斗争，使得新加坡市委只剩下40至50人。(注6)由于之前的外围组织被取缔，马共随即于1948年9月成立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简称“星抗盟”）[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SPABL)]，成立抗盟的主要目的是与各界人士建立抗英统一战线，以配合马共的武装斗争，推翻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盟员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向群众募捐和购买军需品以支援武装斗争。

1949年3月，新加坡市委改组，市委书记由阿清（Ah Chin音译）担任，全面领导在新加坡的马共地下党，阿哈尔（Ah Har音译）负责统战工作，和圣负责宣传工作，黄明强负责学生委员会。在几乎所有的中文中学里，马共地下党都建立了分支机构 (注7) 。同年，市委书记阿清指令铁锋（化名黄福光）对地下武装加以改组，组建了25至30人规模的城市武工队。新成立的新加坡市委接到的任务是在岛上开展游行、示威、罢工、宣传等活动，让英国军队的注意力从大陆（马来半岛）转到新加坡，以减轻丛林游击战的压力。在改组后的新加坡地下党组织中，以前占主要地位的工会指导委员会被大幅度压缩，增加了四个区域委员会：武吉知马区委负责新加坡岛西部的工厂区，海军基地区委负责北部的英国海军基地周边的村庄和工厂，其它两个区委则以新加坡河为界，分别负责其他两个区域。此外，还建立了统战、妇女和学生委员会，还组建了宣传部。市委会成员减至5人，每个市委领导一个或数个区委。除了4个区委外，还建立了4个直属委员会：①工会委员会、②统战委员会（1949年改名为英语支部）、③学生工作委员会和宣传部（下设党报），④直属委员会下设党支部、共产主义小组和抗英同盟。地下党通过党小组把党员组织起来，每个党小组成员负责一个或多个抗盟小组，抗盟小组又建立了一些更外围的“同情者组织”，发展一些同情共产党和支持反殖运动的成员，再一步步吸收到抗英同盟和党小组里边来。各种同情者组织中的优秀成员则被选拔接受更加隐秘和专业的训练，并通过一到两年的漫长考察期成为马共预备党员，再经过6~12个月的考察最终成为正式党员。“地下党和抗英同盟小组等外围组织与地下党的关系就如同预备役部队和正规军的关系。” (注8)

新加坡市委隶属于马共南方局（简称南马局），通过南马局与马共中央保持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地下活动联系。为方便三地的联系，马共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交通员网络。新加坡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同级系统间相互不联系，也不清楚其他组织的成员情况，一切全靠交通员传递信息，交通员也只知道接头人的信息，并不了解组织的具体情况。新加坡市委每2到4周举行一次会议，通过交通员传达给各区委和分委员，各级组织成员也不知道上上级、下下级和同级其他支部的情况。这样可以把因一旦某一层级的同志被捕导致整个组织暴露的风险降到最低。(注9)

1949年12月，马共新加坡市委书记阿清、市委委员和圣被捕后叛变，使得地下党组织领导层遭到破坏(注10)。但是，马共的交通员保密制度保证了地下党中下层仍然能够存活下来，并且通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日后活跃于新加坡政坛的左翼领袖。马共的统战工作由统战委员会领导，主要对象是接受过英语教育，同时渴望马来亚独立的民族主义者。马共首要的发展对象是后来成为南马局书记的余柱业。余柱业早年就与马共成员郭炳清、伍天旺、张明今等交往密切(注11)。1948年底，余柱业被发展成为抗盟的英语小组负责人，并于1949年3月经市委委员和圣的介绍成为马共预备党员(注12)。之后，抗盟还发展了萨尔玛、伊伯、约瑟夫、林赞荣、林进才等干部(注13)，这几人随后成立了马共地下党的英语支部。

1950年上半年，抗盟英语组也随后成立。经过约瑟夫和林赞荣的努力，“星抗盟”英语组在马来亚大学发展迅速，英语界左翼精英基本上都已成为抗盟盟员或地下党员(注14)。

抗盟还发展了未来华人社群最有影响力的领袖——林清祥和方水双。这两人离开学校后投身于工人运动，于1955年联合各分散工会成立了“新加坡各业工友联合会”[<人民之友>编者注：新加坡各业工友联合会，新加坡人习惯上称之为“各业（工联）”，其英文名称为Singapore General Employee`s Union,缩称SGEU,是一个一般工人皆可参加的工会，不是几个工会联合而成的工会联合会—-新加坡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是没有工会联合会的存在的。]成为新加坡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1955年3月林清祥出任书记时，会员人数仅1354人，但是半年后，却猛增至2万7千人，翻了近20倍” (注15)。组织规模扩大后，林清祥在1955年4月到9月发动了162次罢工，将新加坡工人运动推向高潮。在组织工会活动的同时，林清祥和马共地下党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与马共新加坡继任市委书记陈夏及助手芦业勋会面，后来马共地下交通员方明武(化名林山)为方便联系，直接住到‘新加坡各业工友联合会’的隔壁(注16)。林清祥将“新加坡各业工友联合会”发展成抗盟的统一战线组织，该会前后两任主席林振国和杨高锦、两位副总务蒂凡那(注17)和詹姆斯•普都遮里(注18)也都是抗盟成员。

为扩大马共的影响力，余柱业将工作重心转向宣传，负责自由报社的出版工作。1950年，新人方壮壁加入报社，被余柱业刻意培养，安排他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讯》译成英文发表，还从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或者其他进步刊物中选择文章，编成内部学习材料。在此期间，方壮壁加入了地下党。在英殖民政府大肆抓捕地下党的时候，方壮壁就地秘密潜伏，和余柱业单线联系(注19)，后来成为马共在新加坡的“全权代表”。

二战后，世界各地的反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压力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在东南亚实行去殖民化的政策，推动所属殖民地走向自治和独立。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积极培养亲英国势力，极力避免出现共产党政权或亲共政权。1954年，英国取消了对华人政治参与的限制，使得占新加坡人口77.6%的华人选民成为选举的主宰性力量，这让马共看到了可以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或者渗透进左翼政党，通过参加合法选举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在马共和抗盟的努力下，新加坡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均出现了高潮，新加坡的华人社群普遍左倾，抗英反殖成为主流诉求。

此时的政治格局呼唤着华人左翼政党的成立，但新加坡的两股左翼势力都面临着各自的难题。马共和抗盟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动员能力，但是缺乏合法身份，而且英国殖民政府绝对不会放任共产党夺取政权。“在新加坡，共产党需要喘气的空间，即给予机会证明他们在马来亚的宪制政治中能够扮演的应有角色。” (注20)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海归民主社会主义派由于刚回国，缺乏群众基础，但是它和当时英国执政党工党具有同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背景，可以既获得英国殖民政府的支持，又能得到左倾的华人社群支持(注21)。所以，新加坡左翼阵营的两大派别的结盟合作成为形势所需。

李光耀早就意识到：“在新加坡地区，凡是想得到讲华语人拥戴的任何一个人绝不可以反共。” (注22)李光耀设法联系上了林清祥和方水双，宣称“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 (注23)最后双方同意合作建党。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成立，新加坡的非共左翼与马共均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注24)

l957年，余柱业向马共国外政冶局书记章凌云（又名小章、张文、章义、阿苏等）汇报工作。章凌云对与李光耀合作并建立人民行动党这样一个反殖统一阵线表示赞赏。章凌云也认定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唯一强大的反殖政党，应全力支持。(注25)1957年，余柱业、黄明强与方壮壁组成了新加坡工作委员会三人小组，三人小组听取了新加坡各地下组织负责人的汇报，认为当前的斗争形势大好。左翼基本上掌握了华人工、农、文化团体的领导权，部分英语工会和团体，经过努力争取，也开始有左倾的动向。随后，会议讨论了地下非法活动与公开合法斗争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未来群众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彻底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开展公开合法的斗争，大力扩展并加强反殖统一阵线，为结束英帝国主义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而奋斗。(注26)会议还讨论了马共和人民行动党的结盟问题。与会者认为，新加坡的革命斗争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新加坡没有资源，是个孤岛，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武装斗争，只能进行和平斗争。第二，英殖民政府及周边的回教国家不会让新加坡的左派政权生存。所以，必须要推出一个既为殖民统治当局所接受，同时又为左派反殖运动所认可的人物或政党，才有可能暂时缓和动荡的局势。因此，信仰民主社会主义又同时反对殖民主义的李光耀刚好是适合人选。还有一点，马共及抗盟的大批工会和学生组织都与人民行动党有着密切的联系。(注27)然而，据加入人民行动党的马共地下党反映：“李光耀对左派运动中的一些明显不统一的做法感到迷惑。他希望有一个权威性，统一性的左派领导。” (注28)所以，方壮壁“在返回新加坡现场负责领导工作时，最优先的任务就是会见李光耀先生，以协调人民行动党与左派运动的政策与斗争活动。” (注29)1958年3月，方壮壁与李光耀见了面，二人围绕“建立反殖统一战线、促进人民行动党里面共产党分子和非共分子之间的合作” (注30)等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后，马共地下党全力支持人民行动党发展，马共领导的工会、学生组织和其它社会团体成为了人民行动党的票仓，马共和前抗盟成员受命可以加入人民行动党，这使得人民行动党很快成长为新加坡最具实力的政党。(注31)

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就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李光耀的民主社会主义派与林清祥、方水双的亲共派的合作基础一是具有反殖民主义的共同目标，二是民主社会主义派要利用亲共派的群众基础。李光耀曾毫不掩饰地表示：“塘里的鱼（群众基础）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 (注32) 而亲共派也要利用民主社会主义派取得合法身份，二者相互需要，所以才结盟建党。但是，建党之后，两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却没有实现融合，派系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林清祥等主张通过发动工人和学生运动进行斗争，李光耀却认为这是激进和蛮干，并且在公开场合宣称反对共产主义和暴力。(注33) 在1955年6月3日召开的人民行动党第一届年会上，李光耀以防止人民行动党被视为共产主义政党而遭到取缔为理由，让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等亲共派退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注34) 10月，林清祥在武吉班让支部提出议案，要求政府承认马来亚共产党，民主社会主义派被迫承认这一既定事实，但很快又发布声明，指出“支部的决定对党没有必要的约束力”。(注35) 这反映出两派的矛盾已经开始公开化，而且无法说服对方。1957年8月4日，人民行动党召开年度党员大会，亲共派取得优势，党内的重要职务均由陈从今、陈贡元、吴文斗等亲共派担任。但是，当时亲英的新加坡林有福政府对陈从今等进行了抓捕，使得李光耀重新取得了党内领导权。李光耀深知自己的群众基础难以和左翼抗衡，为防止两派分裂后被击败，李光耀开始策划借用英国和马来亚联邦的力量来清除新加坡左翼政治势力。

马共新加坡支部领导余柱业与上级讨论后，认定陈从今等人的夺权行动为冒险机会主义，严重损害了与以李光耀为代表的非共反殖人士的统战关系。方壮壁为此受命多次与李光耀会面，修补与李光耀的关系。余柱业及方壮壁，包括黄明强在内，都在忠实地执行马共的既定方针，目的是确保人民行动党为真正的反帝反殖政党，继续维持马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当时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还因为三人“均未知一个事实，那就是林有福率领的新加坡宪制代表团在前往英国伦敦谈判并起草新加坡宪法时，李光耀作为团队成员，在宪法谈判代表团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在起草宪法时加入了许多有利于执政以及反共的条文（比如保留英国的内部安全权）。从这一事实来看，此时的李光耀已经与英国殖民政府和马来亚联邦建立了另外一条反共的统一战线。缺乏对这一事态以及对这一情报的了解，是往后新加坡左翼政治策略与战略、反殖与团结反殖阵营政策的重大失策。” (注36) 这一失策造成了两大后果：

⚫一是马共与人民行动党的统一战线是以牺牲与其它左翼政党的关系为代价的。除了人民行动党外，马共地下党成功地渗透进了很多政党（比如工人党和人民党）和社会组织里面。在1957年12月的新加坡市议会选举中，马共地下党就支持过工人党。然而，“由于党的决策失误，指令左翼在1959年大选中全力支持行动党，因而放弃了党与其他政党，如工人党、人民党的统一战线，不再支持这两党。” (注37) 其中，工人党的候选人郑越东同时也是马共地下党成员，是人民行动党比较忌惮的一个对手。但为了维护与人民行动党的统一战线，马共接受了李光耀的条件，指令郑越东于1958年辞去工人党副主席和市议会议席，并且退出工人党，随后工人党的支部纷纷关闭。在1959年大选中，人民党派出4位候选人参选，但党内的马共新加坡地下党有关干部接到指令后停止了争取群众的宣传活动，致使4位候选人在竞选中落败。

⚫二是对李光耀及其民主社会主义派的错误判断和过高预期，使得马共放弃了地下组织的发展。当时新加坡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左翼在选举中的绝对优势，使得马共高层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走和平宪制路线成功的希望很大，地下党组织应该为即将到来的合法宪制斗争做准备。为减少非法活动的负担，马共解散了抗盟，指令其成员加入新加坡各政党和社会团体。(注38) 马共还停止出版党刊《自由报》，马共的指示通过那些合法和公开的左翼刊物、会讯等形式发布。(注39) 这一错误不但让地下党失去了日后活动的主要外围组织，还一下子让地下党干部身份暴露出来，为以后被镇压埋下了隐患。而且，马共还指示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的地下党：“我们既然通过行动党的行政条件开展有利于地方民生的工作，就得把这些工作成绩归功于当地行动党支部的同志们的领导，使我们在当地群众中建立起政治威信，取得群众的信任，树立起对群众的领导形象。” (注40) 这等于是放弃了马共地下党的独立性，将所有成绩归功于人民行动党，这也是一个严重的失策。

马共的善意并没有换来相应的回报。为打击政敌，缺乏群众基础的李光耀利用英国和马来亚联邦恐惧新加坡建立亲共亲华政权的心理，渲染新加坡的共产党威胁，积极推动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合并，以便合并后借助英国和马来亚联邦的力量来镇压左翼。1959年5月11日，方壮壁听到新马合并的风声后和李光耀会面。方迫切想知道马方是否同意接受新马合并(注41) ，李光耀表示短期内没有这方面的倾向，但他希望新加坡能和马来半岛形成一个共同市场。方壮壁随后试图让李光耀在与英国方面会谈时争取废除内部安全法令(注42) ，但李光耀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注43) 1959年5月30日，新加坡大选结束，投票结果是人民行动党大获全胜，上台执政。马共所预期的李光耀的善意回应与合作未见到来，反而是李光耀不但通过修改党章严密地控制了人民行动党，还处处打压亲共派干部。直到此时，余柱业和方壮壁才意识到李光耀可能要对付马共和亲共派，两党关系开始恶化。

1961年5月11日，方壮壁最后一次和李光耀会面，要求李光耀支持废除内部安全委员会(注44) ，但李光耀没有答应。之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两党的统一战线正式破裂。马共转而支持工人党和后来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等左翼政党。1961年6月11日，在参加安顺选区选举时，马共和林清祥全力动员左翼力量支持工人党，以便使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落败。这让李光耀、英国政府和马来亚联邦感到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左翼将会颠覆当前的政权。于是，人民行动党的清党计划、新马合并计划、旨在镇压左翼的行动方案都开始加快实施。7月21日，李光耀宣布开除林清祥等亲共派及其支持者。(注45) 1961年8月13日，林清祥发表演讲，宣布要筹备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猛烈批评人民行动党不再是一个反殖的左翼政党。(注46) 9月17日，在社会主义阵线成立大会上，主席李绍祖发表演讲指出，社阵的成立是人民行动党政治破产的结果，社会主义阵线的任务，就是要继续高举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继续领导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注47) 社会主义阵线的成立，标志着新加坡左翼阵营的彻底分裂，整个新加坡政治格局面临着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

与人民行动党关系破裂后，马共地下党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马共的统一战线目标过度集中于人民行动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严重影响了马共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另一方面，马共的秘密组织转向台前，以人民行动党提供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使得人民行动党可以更有效地监视浮出水面的马共人员，一旦关系破裂就可以一网打尽。当时，很多地下党的核心干部都暴露了出来，有的还担任了人民行动党高级干部。李光耀对这批人实行先拉拢，不成功再清党的手段，选派这些干部参观访问由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希望他们能转变立场。结果，一部分马共党员投向了人民行动党，其它不愿变节的很快被限制职务和监控起来。(注48) 为应对危局，马共进行策略调整。一是转而谋求与其它左翼政党，比如工人党和人民党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积极参与社阵的组建，支持社阵上台执政，完成之前寄希望于人民行动党而没有完成的目标。(注49) 马共的第二手准备是转移主要干部。从1961年底到1963年，方壮壁本人、及椰城等地，由余柱业接应安顿。

1963年2月3日凌晨，新加坡、英国和马来亚联邦联合发起“冷藏行动”，抓捕了包括林清祥、方水双、普都遮里等在内的左翼领袖130多人并长期关押，使得新加坡左翼政治力量元气大伤。损失惨重的左翼政治力量无法对马共地下党提供有效的掩护，有的地下党干部，比如之前为维护与人民行动党的统一战线而辞职的郑越东被逮捕后惨遭残暴虐待，最终被驱逐出境。“冷藏行动”和之后的干部撤退，使得马共在新加坡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工作全面转入低潮。

1963年10月，南马政治局改组，由余柱业任书记，黄明强与方壮壁任委员。南马政治局对新加坡政治局势做出检讨，认为犯了轻信李光耀的错误。当时人民行动党的基层成员和基层组织，大部分掌握在马共手里，而马共却为维护二者关系而采取了妥协和退让的策略，导致最后局势被李光耀逆转，这是“策略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注50) 南马局决定以后在新加坡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16字方针，并由在新加坡的曾福华负责执行。

马共试图建立类似于抗盟的外围掩护组织，于1965年成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简称解盟）[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League（MNLL）]。解盟得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远程指导新加坡的地下活动。(注51) 1965年，印尼发生了“9·30”反革命政变，建立了苏哈托军人独裁政权，大肆屠杀印尼共产党和华人，解盟驻雅加达的代表机构被解散，余柱业等几位领导人被逮捕，马共新加坡地下党的流亡组织再一次遭受打击。

冷藏行动后，马共和社阵逐步放弃了议会斗争路线，转而实行 “极左冒险主义”路线。(注52) 做出这一决定是三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

❶从国内政治斗争的环境来看，李光耀一直通过警察骚扰、扣留领导人等方式逼迫和诱使左翼政治力量采取非宪制的行动，放弃议会斗争路线。(注53) “冷藏行动”后，社阵由李绍祖领导。由于主要领导都被抓捕，导致社阵在1963年大选中受挫。李绍祖等意识到，李光耀可以利用政权，施行各种手段来让对手无法胜选。在议会中，人民行动党也处处设置障碍，限制反对党发挥作用。这导致李绍祖和马共领导人认为留在议会的意义不大，应该抛弃对和平宪制和民主选举的幻想，寻找新的斗争方式。

❷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来看，林清祥被捕后，社阵党内仍然在执行林清祥主张的议会斗争路线。(注54) 李绍祖要树立个人权威，需要在政策路线上清除林清祥的影响，所以，寻求新的斗争路线就成为最有效的方式。

❸从国际形势来看，此时执行苏共“和平过渡”路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65年遭受了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苏哈托的武装镇压。1962年，文莱人民党在大选获胜后也遭到英国镇压。这两起事件对东南亚之前主张和平议会斗争的左翼人士构成了严重打击，武装斗争和街头抗争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情况下，马共于1962年发布《关于新方针》，准备开展新的革命游击战争。(注55) 1965年底，陈平批评南马局对局势的估计悲观被动，认为当前形势一片大好，应该放弃对议会斗争的幻想，发动群众进行议会外的街头斗争。(注56) 方壮壁返回印尼后，向在印尼的同志发出指示，指出之前的16字方针犯了右倾保守主义错误，实质上打击了群众斗争的热情与积极性。1966年，方壮壁在印尼廖内岛召开干部大会，决定放弃支持议会斗争路线，改而支持武装斗争。此时，新加坡左翼放弃议会斗争路线的内外部条件都已经具备。到1966年10月8日，社阵议员全部退出国会。李绍祖号召左翼用“罢工、罢课、游行和抗议”等方式来反对政府，抵制任何选举。曾福华坚决执行马共的指示，认为社阵抵制选举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将会减轻武装斗争的压力。(注57) 马共还指示新加坡的地下党和外围组织：“要参与社阵发动的游行等其它形式的议会外斗争，以撼动人民行动党的政权和揭露它们所谓的国会民主，并教育民众，让他们认识到反动派不会因为宪制议会斗争而被推翻。” (注58)

斗争路线调整后，马共想要把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经验运用到新加坡来。曾福华和其他两位马共成员秘密返回新加坡，想要重新组织新加坡的地下组织，发动农村和城市起义，配合马共的武装斗争。但是，此时的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威权管控下，整个左翼运动都已衰落，发展党员和组织生存极度困难，最后行动不了了之。1966年5月，马共内部发生了内部斗争，“南马政治局名存实亡，方壮壁自然接手马共在新加坡的地下斗争的领导任务。” (注59) 社阵内部，社阵与其它左翼政党之间也陷入了内斗。社阵还以‘新殖民主义的阴谋’为名不承认新加坡政府的合法性；全面抵制政府的一切法律法规和内外政策，凡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张的，不管是否有利于人民，都一律反对，陷入了为反对而反对的极端。(注60) 长期的内耗与执行“极左”错误路线，使得马共与新加坡左翼内外交困，不得不调整之前的错误政策，实行“整风运动”，将今后的行动方针确定为“打回老家、动员北上”。(注61)

为此，方壮壁派遣地下干部潜回新加坡设立据点与交通站，但很快被新加坡政府破获，之后再难恢复。此时，整个马来半岛的革命形势陷入低迷状态。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政府的联合围剿之下，新加坡地下党除少数仍坚守外，“50多干部，部分如陈新嵘（化名贺庆）、李金泉（化名田民）、黄信芳（化名一民）等分别通过香港、澳门流亡海外，之后再经各种渠道参加泰南的武装，其余则先后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被捕。” (注62) 许多地下党员则因为对内乱不满加上对未来失望而放弃理想，退出地下组织，使得曾经影响力极大的马共新加坡地下党只剩下少数几个骨干，无法形成有活动能力的组织。同时，马共开展的游击斗争也越发陷入困境。“从1981年起，一个武装人员都招不到。” (注63) 1989年12月2日，马共与马来西亚和泰国签署和平文件，马共正式停止武装斗争，成员回归社会，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轰轰烈烈的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地下活动的有效开展，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①要有严密的地下党组织与纪律，②要有高超的政治水平和斗争策略，③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有效的动员能力。

从组织上来看，马共学习苏共与中共进行地下活动的经验，建立起了严密的组织与纪律，培养了一批忠诚的地下党员，即使市委领导层被破坏也能成建制地保留组织。但是，新加坡封闭狭小的岛国地形，很容易进行封锁，缺乏地下活动所需要的纵深空间，抗风险能力弱，不利于被镇压时进行转移与隐蔽。马共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根源在于位于马泰边境的武装根据地与新加坡距离太远，使得两地处于隔绝孤立状态，根据地无法为城市地下活动提供纵深腹地，导致根据地武装斗争与城市地下斗争不能互相呼应，地下活动难以持续开展。在缺乏纵深空间的条件下，地下活动更有赖于组织的隐蔽性与严密性。马共对于利用人民行动党争取宪制合法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使得抗盟等地下组织被解散，多年经营的地下网络毁于一旦，大批地下党员身份暴露后再也无法进行后续活动，等于是自毁了地下活动的基础，导致面临人民行动党镇压威胁时无法做出有力的回击，最后只能被迫撤离。

从政治水平和斗争策略来看，马共开展武装起义后，从城市抽调和转移了大量干部进行乡村游击斗争，加上新加坡地下党领导层屡遭镇压破坏，损失了大批日据时期斗争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骨干，不得不启用缺乏斗争经验的余柱业、方壮璧等新人。这使得马共一方不管是三人工作委员会、还是南马局，在政治斗争水平上都不如李光耀，导致在与人民行动党的合作中不断地妥协退让，逐步丧失了斗争主动权；还错误地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与李光耀的合作上，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放弃了对其它左翼政党的支持，最终遭到力量壮大后的人民行动党的清算，导致整个新加坡的左翼政治力量走向衰落。其次，马共新加坡地下党主要依赖于接受上级指示和复制中国经验，未能根据新加坡的实际情况选择有效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自主性和创新性不足。马共高层如陈平、余柱业等长期旅居国外，容易使得制定的政策脱离实际，而且遥控指挥常常滞后僵化，不利于及时应对各种情况变化，后期不断出现决策失误，更加剧了左翼政治力量在新加坡的衰落。

从群众基础和动员能力来看，马共最初是靠着反殖独立的旗号来扩大和发展组织的，但新加坡独立以后这一旗号逐渐失去了号召力，马共未能及时调整策略，寻找新的动员群众的方法。与之相比，人民行动党上台后不断加强国民对新加坡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使得马共的群众基础逐渐被人民行动党侵蚀。另外，新加坡面积狭小，缺乏进行政治运动可回旋的纵深空间，使得政治运动的规模和烈度都受到了限制，从而影响到马共在整个地区的正常运转，失去那些希望稳定的大多数民意的支持。“冷藏行动”后，马共及左翼放弃了和平宪制路线，转而开展街头暴动，违背了新成立国家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发展需求，逐渐失去了对群众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最终黯然退出政治舞台。（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