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骁Albert 来源：观察者网 2020-10-29
大家好，我是王骁，10月25日，韩国三星前掌门人李健熙去世，享年78岁。6年前他因病卸下权柄，彼时给韩国留下的是一个市值2826亿美元的三星电子，什么概念呢？超过内蒙古自治区一年的GDP。此前讲韩国的几期节目我们聊过，政府扶持出的财阀，反过来影响了韩国方方面面，而三星就是财阀中的财阀。韩国人常说自己生活在三星共和国里，因为三星的产品和服务包罗万象，无处不在的覆盖着韩国人生活。韩国人的一生有四件事儿逃不开，那就是呼吸、税收、死亡和三星。三星创始人李秉喆让三星成为了一个财阀，而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把韩国打造成了三星共和国，如今旧王谢幕，随着世界和韩国格局发生剧烈的变化，财阀在国内国际的生态位，同时受到挑战，第三代掌门人李在镕目前进退维谷，三星帝国尚能饭否？本期骁话一下我们就聊聊，李家王朝的成功与困局。
1895年，大清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老大帝国画皮被戳破，日本成功将中国挤出朝鲜半岛，成了新宗主国，终结了朝清间268年的朝贡体系。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这一年李秉喆出生了，在这个特殊历史年份出生的他，仿佛一生都要在历史的进程和个人的奋斗之间博弈。李家位于岭南地区，是一个年收1000石的乡贤之家，祖上是两班贵族。他父亲热衷于支持韩国独立解放事业，门庭若市。李秉喆小时候读了新式学校，后来留学日本，1931年因病辍学回家，之后开始创业。李秉喆的创业生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他很有商业天赋，但朝鲜作为日本殖民地，二等国土上的二等人只能为侵略战争服务，每每生意有了起色，就会被日本政策打断。1945年，美国打爆日本，发明了大韩民国，首任傀儡李承晚和李秉喆的爸爸曾是独立运动中的同志，本以为可以大干一场，成立了三星物产，结果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又打乱了节奏。1951年中美开始停战谈判，李秉喆才终于用此前积累的3亿韩元，重建三星物产，终于可以好好做生意了。
当时韩国一穷二白，要啥啥没有，全都要靠进口，所以这一时期韩国的主要经济政策就是发展进口替代，什么东西消耗外汇多，就发展什么东西。这就是痛点，商人只管牟利，而企业家就是要解决痛点。首要问题就是解决生活必需品。当时韩国白糖进口依存度达到百分之百，1953年李秉喆创办第一制糖，1956年韩国白糖进口依存度就降到百分之7。1954年，李秉喆又创办了第一毛织，当时韩国每年要花1000多万美元进口细毛纱，到1960年第一毛织就打破了外国毛料的垄断地位，成为韩国第一大毛织企业。
李秉喆越战越勇，韩国人要穿暖，也要吃饱，现代农业爆发的关键在于化肥，当时韩国化肥产量几乎为0，进口化肥是韩国外汇流失最多的产业。但是对于后发工业国来说，化肥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如果产能低，那价格就会高，如果产能高，那就要巨量投资。韩国如果要解决化肥自给自足，那就要以量取胜，薄利多销，所以要投资就要投资一个超级化肥厂，一算，需要5000万美元，当时韩国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在李承晚的支持下，李秉喆去欧美借钱。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其实当时韩国一直实行战时税收，企业需要把利润的百分之120都上交给国家，李秉喆顺风顺水那是和李承晚之间的关系。李秉喆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做出了成绩，但是韩国整体还是落后，处在低投资，低生产，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中。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和平的环境带来的人口爆发增长，但是落后的产业结构导致失业率激增，过不下去了。所以李秉喆出国借钱的时候，韩国爆发四一九革命，把李承晚给推了。没了李承晚，李秉喆觉得事业无望，去东京赋闲了。之后韩国更是一团乱。1961年，天降猛男，“爱捉人的高木同学”，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开始了他18年的独裁统治。朴正熙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对外实施亲美反共的政策，对内镇压反对派，大力发展经济。这一时期的经济模式，叫做统制经济。
作为李承晚扶持起来的老人，朴正熙对李秉喆是又爱又恨，他需要一个能搞经济的企业家，但是他又不完全相信李秉喆。1961年8月，李秉喆回到韩国，帮企业家同行交了罚金，还把三家银行上交给国家，当上了韩国经济人协会会长，由于威望太高，他怕被捧杀，当了一年就辞了。之后为了化肥厂的事儿，他又被朴正熙政府坑了两回。朴正熙支持李秉喆去搞化肥厂，美国人同意了，要求先建特别工业开发区，然后再批贷款，结果朴正熙撤销了政府的支付保证，李秉喆被迫交了违约金。1963年，朴正熙再次提出希望李秉喆领衔弄化肥厂，李秉喆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考虑到韩国真的需要化肥自主，于是硬着头皮上马，1966年就在化肥厂快要竣工的时候，某政治人物要求李秉喆交出化肥长3成的股权，老李拒绝了，结果不到一个月，工厂仓储就爆发了管理问题，几十吨糖精原料被包装成建材走私。媒体反复炒作，他的二儿子李昌熙作为化肥厂常务理事，被迫辞职，此后放弃继承家业，只希望做好一块业务。此后李秉喆把化肥厂上交给国家，自己也辞去三星会长职务，三星管理由长子李孟熙接手，但是他和父亲那代老人不对付，三星陷入一片混乱，于是丢了“圣眷”。
化肥厂事件后，李秉喆知道，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他盯上了当时还是雏形的电子行业，打算给日本做配套。1969年，三星电子工业成立。一开始日本同行技术封锁，韩国同行拒绝合作。不过这毕竟只是70年代的电子产业，不像现在那么难，李秉喆应对方式我们今天都很熟悉，就是买国外产品，然后搞“逆向工程”，靠着三星旗下的“第一制糖”、“第一毛织”和”三星物产”的利润反哺，三星电子扛过困难期，实现了技术突破，和21世纪初的Made in China一样，当时“三星”的产品，多是主打性价比的山寨货。
朴正熙政权独裁维持了18年，他在全国推行政商合体的统制经济和新乡村运动，扶持起韩国制造业，缩小了城乡差距，培养出产业工人阶层。经济上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政策，对具备出口能力的大型企业，给予了大量政策、资金、技术、原料等补助，贷款要多少给多少，还有出口补贴，大型企业就是这个时代逐步走向“财阀”，成了“大而不倒”的经济支柱。朴正熙模仿日本战时“40年体制”，以一代韩国国民为代价，成功将韩国从世界边缘国家带入半边缘。而李秉喆胃口也不仅限于重化工和电器制造，三星开始涉及顶端研发。
1987年，李秉喆去世，他留下一个市值9000亿韩元的“三星集团”。李健熙要完成的是“三星集团走向三星共和国”。李健熙是家中第七个孩子，在所有儿子里排老三。从小接受日本教育，和父亲一样读早稻田，毕业后去乔治华盛顿大学读了MBA，然后回三星上班。往期节目我们说过，韩国是个没经历过全方面社会革命的国家，经济上实现了发达资本主义，但社会和政治上，封建余毒时不时就流露一下。对于李健熙这个沉默寡言的老三，其实继位本来轮不到他，一开始也并非李秉喆心仪继承人。
在“九子夺嫡”逻辑下，怎么获得父亲青睐，是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前面说到1966年三星走私案，长子李孟熙能力不足，失去了继承权。但如果说长子问题是能力不足，那次子李昌熙的行径，在老李看来就是“弑君”，化肥案风波过后，李昌熙权欲熏心，向总统朴正熙告发了父亲的行贿小金库，而李孟熙也被怀疑有告密之嫌。
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二百五，李秉喆没事儿，但是老大老二被逐出家门。老二遁走美国，老大自立门户，接手第一制糖，后来成为CJ集团，财阀的弃子也能成为财阀，什么叫实力？老大有个女儿叫做李美京，投资了一部电影，揭露韩国的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名叫《寄生虫》，2020年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当然，这都已经是题外话了。一番斗争，老三李健熙就成了最后的选择。1974年，他主动请缨，希望收购在韩的美资半导体企业，为三星帝国加一块砖。32岁的他打了一场漂亮的收购战，成功收购美国kamco投资的韩国半导体，成为三星半导体部门的前身，1980年1月，三星电子工业和三星半导体正式合并为三星电子。而李健熙也正式被确立为三星继承人。
1987年，李健熙正式出任三星集团会长，他的志向不限于韩国。李健熙先抓质量后抓创新，终于把三星打造成了一个品牌。他接班的第二年就宣布“二次创业”，号称“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得变”。什么是二次创业？这要科普一下，这是商业术语，指企业高速发展后都遇到瓶颈，想发展，就要内部改革，也就是“战略转型”。不转型会怎么样呢？不少企业常常满足于舒适区，不想改变现有经营，最后就会被时代遗弃，比如诺基亚。这点上李健熙是个危机意识和行动力都极强的老板。1995年三星手机因质量问题常被投诉，李健熙很有魄力，承担一切成本，全部召回15万部手机。之后改进管理，三星质量重新上去了。但是2016年，他担子才卸了两年，三星就造出了Note 7手雷，继而演变成“电池门”，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李健熙时期，三星发展成了韩国制造、韩国经济的名片，此时三星在韩国的地位已经非比寻常。目前三星电子股市市值400万亿韩元，韩国股市总盘2000万亿，占了五分之一。什么概念呢？9月初，A股总市值大约是63万亿人民币，A股一哥茅台市值也就2万亿左右，只占了百分之3。三星在韩国的地位用路透社的话说就是：李健熙虽然说话轻声细语，但是他一咳嗽，韩国就会感冒。
三星影响力也不仅限于韩国，前些年三星是唯一能对抗苹果的手机厂商，而苹果的手机芯片和屏幕，也受制于三星。按照国际数据中心IDC统计，2019年三星手机出货仍占全球21.6%，世界第一，比2018年还有所增长，而华为17.6%，苹果13.9%。
除此之外，三星还是半导体存储领域巨头，这个市场主要是日美韩三家唱对手戏。半导体领域中，DRAM内存和NAND闪存是目前最重要的存储方式之一。两大领域里，三星电子分别吃下了百分之46和百分之35的全球市场份额。今年1月，三星华城芯片工厂发生停电事故，3月份又发生大火，当时川财证券认为：疫情叠加火灾，再加上此前三星闪存工厂断电等事故，可能导致存储器持续涨价。玩硬件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三星每次出事故的时机都很巧妙，这个懂的都懂。
无论是国际，还是韩国国内，三星都举足轻重，但是李健熙还是有很深的危机意识，他在2010年就说：“如果一不小心，三星集团十年后可能沦为小摊子。”没想到，他进医院后，李在镕实际控制三星，处理“手雷门”应对失当，让三星在中国彻底凉凉。三星在华市场，被国产手机全面瓜分，国际市场也开始受中国手机冲击。到2020年第二季度，包括荣耀在内，华为出货量比三星多了60万台，占了市场2成，夺得第一。芯片制造、DRAM内存和NAND闪存领域，以中芯国际、合肥长鑫和长江存储为首，中企也开始奋力直追。实际上意味着，三星乃至整个韩国，都在面对中国全产业链的冲击。与此同时，芯片制程已经发展到了5纳米级别，人类可能过几年可能将触摸到芯片制造业的物理极限，现在摆在三星面前的又是一个未来的五岔路口。
最后还是要讲讲三星为首的财阀，对韩国国内的影响，我们2月15日骁话一下已经讲过了，大家可以找出来复习一下。这里再一次正本清源，首先我们要明白，财阀没有控制韩国，韩国国民年金是各大财阀的大股东，是真正控制财阀的。但是首先，很多右翼总统本身就倾向于保护财阀，而财阀和韩国经济绑定，所以政府也不会无端端去打击财阀。这就造成了一种韩国财阀控制国家的错觉。但是在韩国国内，以三星为首的财阀体量过于庞大，对整体发展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韩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略有不同，20世纪80年代世界走向新自由主义，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各国都在减少政府干预市场，但韩国还在实行“特色国家资本主义”，熬过军政府管控的财阀也纷纷抬头，开始干预不成熟的韩国民主政治。80年代前10大财阀营收占GDP一半，中小微企业只能卖炸鸡冷面。
政商勾结的结果就是企业无序发展，政府无限兜底，强令银行发贷，以民为柴燃起经济发展的引擎。1983年韩国制造业的整体负债水平在百分之360上下，而作为财阀中的财阀，三星负债率高达百分之567左右。韩国人民创造的财富，成了财阀发展的润滑油，而且由于这种政商勾结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和美元，导致韩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伤筋动骨。1990年之后20年间，韩国收入不平等水平猛增了六成。我们都知道，有钱人再有钱也不可能一天吃30顿饭，消费带动作用非常有限，同时财阀发展到极致，创造的就业也难以有效增长，投资下去了国家经济却在空转。2008年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虽然从2014年开始恢复，但是根据《世界雇佣趋势报告》显示，韩国出现“就业无恢复”现象，而且近些年失业率总体还呈上升趋势。年轻人的就业环境更加恶劣，2018年25-29岁年轻人占总失业人口五分之一。除此之外，韩国还打出了“工资无增长”、“分配无增长”的debuff。等于经济增长和普通人无关，那韩国增量是从哪来的呢？当然是财阀！不完善的再分配机制，带来了极强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越贫，一般人只能去做临时工和个体户。为了打击财阀，进步派文在寅此前对三星重拳出击，让李在镕吐出了1万亿人民币，成为三星史上最大投资计划，2019年就业同比增加51万人，创了5年记录。其实任何国家发展到了这一步，都要设法解决“再分配”的问题，如果放任财富流向社会极少数人手中，结果只能是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内卷加空耗。
今年的《寄生虫》大家都看过了。市场竞争和经济结构极度不公平、不合理，让韩国经济在悬崖边上走钢丝。疫情就是场潮水，潮水褪去后才能发现谁在裸泳。虽然文在寅管控得力，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1.9%，但同比还是萎缩1.3%。所以说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什么？必须要普惠大众，这才是国家基本盘。
说了这么多三星，那三星之于韩国，到底有什么意义？作为韩国最大财阀，其实三星未来早已和韩国国运绑定，你很难想象三星崩溃，韩国却能独善其身的场面。事实上政府控制的韩国国民年金工团，NPS，早已是三星电子第一大股东。三星作为家族企业，已经是字面意义上的富可敌国。但是三星集团的发展，既是政府不断倾斜的结果，也过度依赖商业天才和时运，这种“人治”以及“撞大运”式发展在当代社会明显不长久，毕竟没有人能保证接班人就能是个“守成之主”。
而且以国民血汗铸就的财富和权力，过度集中于一家一姓，决定了李家一定是全国针对的焦点。不如把最高管理权上交韩国政府，自己保持一定股份和部分领域管理，让优秀人才去运营管理，李家退而吃股息，低调处事、与国同休，那风险要低得多。中国有句老话叫“贪者必贫”，李氏三星过于追求企业的控制权，最后被精准捉人的文书记丢进监狱，又何苦来哉？所以对于三星为首的财阀家族企业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模仿欧洲，逐步国有化，纳入经理人制度，分离股权与管理，让这些企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企”。
韩国从1950年代开启高增长，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还只有80美元，到70年代就已经是“新兴工业化国家”，1995年GNP超过1万美元，直到21世纪初才放缓，成为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靠的是政府市场高度绑定，产业战略精准，外加经济全球化，把自己高度嵌入世界体系中。但是国际大环境的当下，是以特朗普为首的老白男搞“逆全球化”，而韩国却开始面临后现代社会的恶果，巨型企业都会汲取过多资源，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学生甚至要来中国读大学，说到底，太卷了。所以其实韩国比日本更需要“东亚自贸区”，这一点我们在2020年6月17日骁话一下也提过。
一方面，韩国全产业链都面临中国挑战，但中国赶超也需要合理规划和时间。自贸区如果逐步实现，一定意义上可以协调三国各自产业定位，避免过度竞争；同时，三国市场广阔，在“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可以实现东亚“内循环”。只有这样，东亚才可以成为东亚人的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