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铭权
在英殖民当局的授意下，东姑于1961年5月提出“马来西亚”的设想，准备把砂拉越、汶莱、沙巴并入马来亚，作为马来西亚的第十三、十四和十五州，说穿了就是让马来亚并吞北加三邦。英帝可以借“马来西亚”计划达到：A，压制北加革命形势的发展：B，找到满意的代理人为它统治北加三邦：C，维护它在这个地区长远的政治与经济利益；D，保障它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马来西亚”计划也满足了拉赫曼之流的领土扩张野心，使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侵吞一个领土比马来亚还大的北加。
（上次刊於 2018年6月21日）
作者：《犀乡风云》 （老朋友供稿）
1962年12月8日汶菜人民党为反对英国推行的“马来西亚”计划而发动武装起义。由于事先在组织革命队伍和发动群众方面的工作准备不足，并且在战略和战术上犯了冒进主义的错误，起义军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被英国殖民统治当局从各地紧急调集来的军队打垮，起义终告失败(对汶莱人民党这次起义的评价请参阅附件《北加人民的斗争和汶莱人民党》)。英国殖民统治当局“趁火打劫”，于同年12月12日在砂拉越展开反革命大扫荡，一天之内就逮捕了48名左翼人士，并封闭了所有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其中还包括“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部分支部和分部，使砂拉越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所幸的是”砂拉越解放同盟”领导层事前已有应急准备，所以砂盟及其外围组织先进青年会的各级干部和大部分成员都能躲避敌人的逮捕迅速转入地下，避免了遭受更大的破坏。
1963年初，转入地下的砂盟和先进青年会干部与成员陆续分批转移到砂印边境，大多数越过边界线来到印尼西加里曼丹集结。当时还有不少一般进步群众也跟随他们来到西加里曼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到西加里曼丹的北加里曼丹各族青年(包括受汶来人民党和砂拉越马来青年阵线影响的)人数大约有两千人左右．
此时，文莱人民党主席阿扎哈里和砂拉越马来青年阵线领导人阿末再迪等也来到西加里曼丹，他们正准备搞武装斗争，当时印尼苏加诺政府坚决反对英国推行的“马来西亚”计划．并公开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对“马来西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因此，西加里曼丹当时也就成为北加里曼丹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和“马来西亚”新殖民主义的各路力量的庇护所和集中地。印尼政府除了给予他们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外还提供军事援助。当时印尼政府派驻西加里曼丹的军队情况十分复杂，左中右三派的势力都有。虽然他们公开上都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但对待北加里曼丹革命者的态度则有所不同，印尼共产党在西加里曼丹的力量很薄弱，但他们却尽力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革命，并特别委派代表专门负责处理与北加里曼丹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政府坚决实行反对“马来西亚”的政策，愿意支持北加里曼丹一切反对“马来西亚”的力量，希望在北加里曼丹建立一个亲印尼的北加里曼丹民族主义政权；印尼右派军人也企图利用当时形势，在北加里曼丹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企图并吞北加里曼丹，使之成为印尼领土的一部分。印尼右派军人极力扶持“反马”又“反共”的北加人士，对以砂盟为代表的北加革命者则大耍阴谋诡计，力图加以控制和利用。
不过总体而言，当时的形势对北加里曼丹革命者还是比较有利的。砂盟充分利用此有利的条件开展工作，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准备时机合适时进行武装斗争。
根据当时的情况，砂盟领导作了如下安排：
(1)把组织成员(包括领导干部)分为公开与地下两部分。负责地下工作的同志主要搞组织内部的工作，不参与公开的统战工作，不暴露身份；
(2)派一百多位同志到印尼的孟加影接受印尼军方提供的军训，然后分别加入由西加里曼丹印尼驻军组织的ABCD四个反对“马来西亚”的志愿军连队，此四个连队的指挥部驻在D连。当时叶存厚、杨柱中、黄纪晓等砂盟的领导干部也参加指挥部工作，但他们处处受限制，很难发挥作用；另外，砂盟还派十几个同志参加到阿末再迪成立的“北加里曼丹国民军”。这期间，参加志愿军的砂盟成员都在努力想办法摆脱印尼军队的控制，争取一些主动权，并设法分化一部分力量出来成为自己能领导的队伍。
1963年10月，时任印尼副总统兼外交部长的苏班德里约通过外交部通知文铭权等，表示愿意为北加里曼丹革命组织训练—批军事干部。于是砂盟决定派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等十多位盟员和先进青年会会员接受此项军训。他们被安排到东爪畦的秘密基地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直到1964年5月军训才告结束。
1964年5月中旬，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等军训完毕后回到砂印边界的阿桑山，在那里已有—批由砂盟派来接受军训的砂拉越青年在迎候他们。大家会师后决定成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这支队伍也就成为砂盟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部队。文铭权、黄纪作成为这支部队的首届领导。文、黄两人离开后，则由杨柱中任司令员、黄纪晓任政委。从此砂盟领导的北加里曼丹革命斗争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即从地下斗争与公开合法斗争相结合的阶段进入到以武装斗争为主，以地下与公开合法斗争为辅的阶段。
(说明：“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由于不了解武装斗争后来的情况，所以本文就只能写到此为止。)
以下附上几篇和本文内容相关的历史资料，它们是根据砂盟与北加共产党的旧文件摘录整理而成。
（老朋友供稿）
(一)北加人民反殖斗争和汶莱人民党
一、人民的觉悟日渐提高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英帝国主义重新侵占北加里曼丹(北加)之后，民族主义运动开始抬头，人民的觉悟日益提高。其原因是：
1)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遍及亚、非、拉，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有些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不久又接着展开了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如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马来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即是。有些国家则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展开其他形式的反帝反殖斗争，如印尼等即是。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既给北加带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带来其他进步的民族主义思潮。
2)由于马来亚和北加同属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必然给北加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
3)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异常迅猛，特别是独立之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印尼共严党领导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斗争，这给北加的马来族影响很大，当时汶莱的马来族青年就接受了比较进步的民族主义思想。
4)抗日先辈们在战后的积极活动也大大促进了民族主义的思潮。
二、“砂拉越解放同盟”领导人民开展斗争
（1）向殖民者展开进攻
“砂拉越解放同盟”成立于1953年7月。在”砂拉越解放同盟”的领导下1955年3月30日的学生运动取得全面胜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和北加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深入，革命斗争蓬勃发展。于是英帝开始了一连串的镇压。他们首先向革命性较强的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开刀，除剥夺学生和教师的种种权利之外，还制定了实施奴化教育的各项“白皮书”、“计划”，企图把各民族学校逐步完全“殖民主义化”。接着他们又抛出了其他一系列野蛮的压制性法令。压迫愈强，反抗愈烈，原来局限于学校的学生运动逐步向社会发展。“砂拉越解放同盟”领导人民奋起反对这些野蛮的法令。他们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呈递抗议备忘录，以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形式反对殖民当局反人民的措施。当时斗争的范围异常广泛，宜传相当深入，斗争内容和反帝反殖的思想几乎做到家喻户晓。”砂拉越解放同盟”领导的斗争在教育和政治两方面向殖民主义者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从1955年的反对教育报告书和白皮书斗争开始，紧接着在教育方面有反对“教育津贴制”、“十年教育计划”等大规模的斗争，在政治方面有反对“印刷法修正条例”、“社团修正法”、“居住地限制法”、；职工会修正法”、 “1962年公安法”、“维持社会公安法”等大规模的斗争。这些斗争大大推动了北加的民族解放运动，使英帝惊慌失措。
（2）针锋相对的斗争
于是英帝着手考虑对付北加人民运动的全面战略措施。它首先提出了—个所谓“加强三邦联系”的建议。在英帝入侵北加里曼丹时，为了它的统治利益，它在北加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北加划分为三个邦(分别在沙巴以大商行管治的方式，在汶莱以保护国的方式，在砂拉越以私人王国的方式统治三邦)，为了同样的目的，它又想实施“合而治之”的策略，想把北加三邦合成一个易于控制的地区。这是老奸巨滑的英帝对殖民地统治的手法，它们总是视其利益轮流使用“分而治之”和“合而治之”的种种诡计对付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
在提出这项建议时，当时的殖民当局就提出过这样的理由：加强三邦的联系可以加强军事和外交实力，以增强对外的实力；可以加强内部警察的实力，以增强国内保安实力。这就明白无误地暴露了他们的阴谋，增强对外实力和加强保安实力，无非就是合法化和强化其镇压国内革命力量的暴行。在砂盟领导下通过舆论界公开的讨论，彻底揭露了英帝的这一阴谋，使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有了明确的方向。当时砂盟指出：三个邦的割裂是英帝“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造成的，现在提出“加强三邦联系”是“合而治之”的英帝加强殖民统治策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两种看起来不同形式的策略，要达到的却是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尽量延长其殖民统治利益。因此，砂盟针锋相对地指出，加强三邦联系应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争取民族独立，任何三邦联系的做法都不应违反人民的这一愿望，要提防殖民当局利用加强三邦联系来加强镇压革命运动，要提防它们利用地区间政治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来阻延独立运动的发展，要提防它们挑拨离间各民族关系的手法等等。
（3）反对“马来西亚 ”计划
由于砂盟的正确领导，三个地区的反帝反殖进步力量紧密团结，一致采取各种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把独立运动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冲向殖民主义的根基。英帝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加强三邦联系”或“三邦合并”都必将：A、在三邦掀起更强大的反殖民主义浪潮：B、使三邦反帝反殖力量更进一步团结起来，加速争取独立斗争的发展；C、由于三邦进步力量的紧密团结，必将使三邦取得独立后它无法保障其殖民利益。因此，英帝后来没敢实行它自己所提出的所谓“加强三邦联系”的建议，却转而加紧密谋策划“马来西亚”计划。这就是“马来西亚”计划出笼的真正原因。
在英殖民当局的授意下，当时的马来亚总理东姑•拉赫曼(Tungu Abdul Rahman)于1961年5月27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建立“马来西亚”的设想，准备把砂拉越、汶莱、沙巴并入马来亚，作为马来西亚的第十三、十四和十五州，说穿了就是让马来亚并吞北加三邦。英帝可以借“马来西亚”计划达到：A，压制北加革命形势的发展：B，找到满意的代理人为它统治北加三邦：C，维护它在这个地区长远的政治与经济利益；D，保障它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马来西亚”计划也满足了拉赫曼之流的领土扩张野心，使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侵吞一个领土比马来亚还大的北加。
三、汶莱人民党
（1）成立的历史背景
北加原本是一个政治实体，在1841年9月24日英国人James Brooke开始侵占砂拉越，1882年8月英国婆罗洲公司(British Borneo Company)正式统治沙巴之后，才被瓜分为三个政治区域。汶莱成为英帝的保护国。砂拉越和沙巴分别成为英国“拉惹”统治的私人王国和英国婆罗洲公司管治的私有属地。后两者名义上不是殖民地，实际上在政治上、经济上各方面都和殖民地没有什么区别，即使是这样英帝还是不满足，二次世界大战后马上着手把这两个地区改为直接受其殖民部管辖的殖民地。自1946年，砂拉越各地人民就群起反对这一计划，以马来族为主的大规模的反对让渡(即反对把砂拉越让渡给英国殖民部管辖的殖民地)的示威游行不断发生。示威群众高举反对让渡的标语，高喊反对让渡的口号。但英帝无视这一公开反对，仍将砂拉越和沙巴变成英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汶莱马来族青年 Yassin Affandy, Che’Gu Hassan Bin Muhammad Amin,H.M.Salah 和 Abdullah Jahfar 等马来民族主义者倡导组织“青年阵线”(Barisan Pemuda 简称 BARIP)，其总部设在汶莱，支部遍及北加各地，组织成员数以万计。由于英帝采取了恐吓及逮捕等手段，“青年阵线”无法公开活动，只得转入地下．由于这个“阵线”的推动，在砂拉越的马来族中，反英活动浪潮不断高涨，在1949年达到最高潮。
1949年英帝委派来统治砂拉越的总督 Duncan Steward 到诗巫巡视时遭刺杀。Duncan Steward 遭刺杀后，立即被送去星加坡治疗，两星期后不治而亡。刺杀Duncan Steward 的是两名马来青年，即Rosli(15岁)和 Morshidi(16岁)。结果除他们两人外，还有大批马来民族主义者被逮捕，其中四人被判死刑，其他的被判10到16年不等的徒刑。
此后，马来族的民族主义活动便转移到汶莱。
1953年初具有民族意识的青年阿扎哈里( A.M.Azahari Mahmud )刚从印尼回来，即准备经营一个电影制片厂，以宣传民族主义思想，但政府当局指他有共产党嫌疑，封闭了该厂。他因此发动群众举行一个大规模集会，强烈谴责英国殖民主义当局。这次集会几乎酿成殖民主义军警和集会群众的暴力冲突。结果好几个青年领袖，包括 A．M．Azahari本人被逮捕。同年8月中旬，在汶莱Seria地方附近发生了一起当地马来族警察暴动事件，更多人遭到逮捕。
1953年被捕入狱的一批青年陆续出狱后(阿扎哈里入狱6个月即获释)，于1956年公开组织了人民党，其领导人大多不超过30岁，如它的主席阿扎哈里当时才28岁。他们中有些人和印尼共产党有密切关系，接受了进步思想，这对后来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人民党成立后即积极招募党员和进行宣传活动。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万6干名党员的党。当时人民党的党员占汶莱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它是受汶莱人民完全拥护的唯一的公开政党。
（2）汶菜人民党领导的宪制斗争
汶莱人民党初期的主要纲领是争取汶莱的自治和独立。
由于汶莱是英帝的保护国，外交和国防大权都落入殖民当局手中，因此为争取民族自决，人民党于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57年1月派代表团到英国与殖民大臣桑迪斯（Minister of Colonial Affairs Duncan Sandys)谈判，要求英帝修改汶莱宪法，经长时间谈判，毫无结果，失败而归。接着阿扎哈里又于1959年率代表团到英国，直接提出让汶莱自治的要求，仍被拒绝。但迫于形势，1959年9月29日汶莱苏丹阿里赛福鼎(Sultan Omar Ali Saiffuddin)和英殖民主义者协商后，颁布了一个半民主的新宪法，答应在两年内实行分层选举，基层属于县一级的55个县议员全部由民选产生，属于全汶莱的立法议会则由17名官委议员和16名民选议员组成。但所有向立法议会提出的动议都必须经官方批准才能讨论。就是这样的宪法英殖民当局也不准备实施，在大选日期将届时，它宣布“由于某种未预见的情况”选举不能按时举行。
鉴于英殖民当局的无耻耍赖，人民党愤怒抗议，组织群众示威，迫使当局不得不于1962年7月21日举行选举。选举结果表明人民党得到绝对大多数汶莱人民的拥护，四个县的全部55个议席和立法议会的16个民选议席全部为人民党所获。选举获得全胜后，人民党准备在12月5日举行的第一次立法会议上提出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要求建立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北加里曼丹统一邦的议案。上述两项议案的具体内容为：1)本届国会决定要求英国政府取消计划在1963年 8月实现的“马来西亚”构想，因为英国政府的这一项行动构成人类自决权的否定；2)本届议会决定要求英国政府归还汶莱苏丹殿下整个北加里曼丹的主权，确立苏丹为议会立宪君主；要求这一国家的政体为拥有百分之百领土的北加里曼丹统一邦；要求准予北加里曼丹统一邦在1963年内获得完全独立。这是人民党把局限于汶莱一个地区的斗争扩展到砂拉超和沙巴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英殖民当局知道，人民党的影响不仅限于全部民选议员范围内，上述动议一经提出讨论，必将获得议会通过。他们怕得要死，以卑鄙的手段，对由苏丹委任，经殖民当局同意的官委议长施加压力，要他拒绝批准在立法议会上讨论这些动议。即便这样，殖民当局还是不放心，两次延迟议会召开的日期。
（3）汶莱人民党领导的武装起义
1962年2月19日英帝和马来西亚当局为了制造民意，曾委任一个“柯波德调查团” (Cobbold Commission)到北加“调查民意”。“调查团”抵达砂拉越首府古晋的当天，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就举行了一个有一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在诗巫、美里等地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同声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在“柯波德调查团”前来北加三邦进行所谓的调查之前的同一年1月间，由汶莱政府主持的一个民意调查中，当时约8万人口的汶莱，只有9个人表示赞成“马来西亚”计划，为了揭穿英帝的骗局，北加三邦和马来亚、星加坡等五个地区的七个左翼政党，也于1962年2月8日在星加坡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谴责“柯波德调查团”的活动。
英殖民当局在制造民意进行政治欺骗的同时，还采取恐怖的镇压手段来推行这一新殖民主义计划。从当年6月底开始，英殖民当局已开始在砂捞越逮捕革命领导人，并在汶莱一再推迟在议会上讨论人民党提出的反对“马来西亚”的提案。人民党认为这就是英帝决定强制推行“马来西亚”计划的信号，而且他们也已接到可靠消息，得知殖民当局将在1962年之内强行成立“马来西亚”。
于是人民党便决定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举行武装起义。在决定起义的具体时间之前，人民党领导人阿扎哈里曾邀请砂拉越地下组织领导人文铭权到美里 (Miri)与该党的三名代表秘密会晤，讨论武装起义问题。他们向文铭权透躇，该党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武装起义。
当时文铭权强调，
(一)起义应联合全北加里曼丹的进步力量一齐来搞，要和全北加各民族人民联合起来搞，由汶莱的马来族单独搞，成功的希望不大：
(二)武装斗争要有群众基础，要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山区民族的支持，没有占大多数人口的山区民族作为可靠的同盟军，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三)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大搞山区民族的工作；
(四)要作长期打算，同时明确表示搞武装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
但他们表示人民党对武装起义的决心已下，势在必行，认为只要砂拉越左翼力量支持他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汶莱人民党在未得到“砂盟”正式承诺支持的情况下仍然于1962年12月8日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迅速占领了诗里亚(Seria)市及油田区、瓜拉马来奕(Kuala Belait)市以及汶莱首都大部分地区，在砂拉越和沙巴的一些地区也同时发生武装起义，开始几天起义军声势浩大，着实打得英国殖民当局措手不及。但英帝火速调动它驻扎在星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远东军前往镇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起义军坚持奋战了两个多月，伤亡惨重，最后只得退入丛林，起义终告失败。
四、砂盟对汶莱起义的看法
1964年4月“砂盟”对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提出过如下看法：
A、这次起义的意义：
1)汶莱当时是一个只有8万人口的小国，人民党敢于起来革命真了不起。
2)在人民生活水平不算低的情况下能发动大多数人起来参加武装革命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3)在受帝国主义影响极深的许多周围国家包围下，能进行一场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武装革命是了不起的。
4)在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这对阐明马列主义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5)起义力量从基层到领导全部是马来族，这对北加革命本身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
B、起义军的战略与策略
1)战略目标是夺取整个北加里曼丹的政权，但起义的—切部署主要只立足于汶莱。
2)对三个地区百余年来殖民统治的影响、群众的觉悟程度、革命发展的情况等方面的分析与估计同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3)和各地区的革命力量缺乏密切的合作和联系。
4)由于敌强我弱，人民力量尚未充分发动起来，没有长期打人民战争的准备，对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的思想认识不足，起义的枪声打响之后只想速战速决。
C、关于依靠工农和山区民族(主要是伊班、陆达雅族》的问题。
1)起义目标是夺取全北加，但对北加各阶级、各民族的情况和革命的主力军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认识，在革命遭到打击后失去方向。
2)他们还未认识到北加革命力量的源泉是农民，主要是山区民族，他们人口最多，受压迫最深，有反对白种人侵略的传统。
3)他们也未认识到山区民族居住的地区是进行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的最理想的地区，而把武装力量集结在城市。
D、民族合作问题
1)在汶莱，武装革命斗争参加者主要是马来族，在砂拉越则主要为华族，在沙巴由于进步的革命群众活动还比较薄弱，参加斗争的还不多。
2)各地区以不同民族为主体的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和合作还不密切，以致起义时缺乏密切配合。
3)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长期来推行民族挑拨政策，单一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不容易取得其他民族的支持。
4)从北加各民族组成的情况来看，各民族进步力量之间的合作以及和山区民族的合作是革命事业胜利十分重要的条件。
E、起义的领导问题
1)由于汶莱起义是由马来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起义，领导起义的人民党对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
2)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具有：a)革命和动摇的两面性；b)他们所领导的革命未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和山区民族的真正利益。
3)起义失败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没有明确的思想指导。
F、对外援的认识问题
1)发动起义之前，他们就把起义的成功寄望于外援上，希望起义的枪声一响就能马上得到印尼、菲律宾的强力支援，强大的国际压力就会迫使英帝和马来亚反动派不敢镇压起义军。
2)起义失败后没有依靠自己扎扎实实地搞群众工作，没有准备重建自己的武装力量。
G、革命必须靠自力更生
1)革命是本国人民自身起来争取解放的斗争；
2)任何外援不通过内因是无法起作用的；
3)坚持自力更生才能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出坚强的干部，锻炼出英雄的人民，发展和壮大国内革命力量。
4)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卜才能做到：a)拒绝有附加条件的外援；b)接受外援后发挥作用；c)不因局势的变化而难于立足；d)长期坚持革命斗争。
五、汶莱人民党的阶级性质
（1）资产阶级性质
人民党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尽管初期受到进步的影响，在斗争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它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是它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革命性和动摇性，使它在关键时刻无法坚持革命斗争，而走向机会主义。他们想革命，而且抱负很大，但对革命形势却做了不确切的估计，不知道应该争取的基本群众是谁，不知道应该立足于自力更生。因此在转入丛林战之后，虽然和“砂盟”合作，但又不愿和它走同一条道，还要北加所有的革命者接受它的领导。它把基点放在依靠印尼政府的支援上，不仅自己愿受印尼人的控制，还要求所有的革命者在它领导下一起受印尼人的控制。它在政治上依靠印尼政府扶持，在军事上依靠印尼军人经营。结果在印尼发生反动政变之后，它无法经受这一冲击，顷刻瓦解。 ，
（2）走向机会主义
汶莱人民党是一个公开的民族主义政党，曾高举反帝反殖的旗帜，和英帝及其走狗作过坚决的斗争，它反对“马来西亚”和为建立北加里曼丹共和国而举行的武装起义对推动北加里曼丹的革命发展做出了贡献。起义失败后人民党成为非法组织，它和北加共产党人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汶莱人民党领导的北加里曼丹国民军和“砂盟”领导的几支部队互相协作，共同作战，反对英帝及“马来西亚”新殖民主义。但在印尼1965年“9•30事件”之后，汶莱人民党及其领导的北加国民军立即陷于瓦解的状态。它的主席阿扎哈里(A.M.Azahari)等人先是投靠苏哈托政权，后来又投靠他们曾誓言反对的 “马来西亚”反动政权。此后一直没有什么活动。
直到Zaini Haji Ahmed, Yassin Affendy及其他6个自起义后一直披囚禁的汶莱人民党领导人于1973年7月越狱逃到“马来西亚”寻求政治庇护后，这个党又开始活动。他们在国内(汶莱)散发传单，在国外发布宣言。有迹象显示，它试图搞由“马来西亚”官方支持的武装活动。1976年1月阿扎哈里在吉隆坡主持人民党的“Dewan Harian”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说如果和平及民主程序之门已被关闭，将采取暴力或武装手段争取民族独立。另在1976年2月汶莱当局对一名逃离汶莱后又返回去的青年的审讯中，证实了人民党打算派人前往一个阿拉伯国家接受军事训练。但他们的斗争目标不再是反对“马来西亚”和争取北加里曼丹的独立，而是成立一个以苏丹为元首的汶莱君主立宪国。
不管人民党的斗争纲领如何，今后将采取什么斗争手段，他们想依靠印尼和“马来西亚”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是幻想。
说明：
1)(略) ．………
2)汶莱人民党领导人阿扎哈里(A．M．Azahari Mahmud)在决定起义的具体时间之前，曾邀请砂盟领导人文铭权到美里(Miri)与该党的三名代表秘密会晤，讨论武装起义问题。讨论内容前面已叙述，在此不赘述。他们见面的地点是美里一号油井，时间大约是在1962年6月中旬。会谈后，文铭权大概于6月20日从美里返回古晋，而他在6月22日清晨就被逮捕，来不及向砂盟中央其他同志传达这个重要信息和商讨对策。
(老朋友供稿)
（取自《犀乡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