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黄杰、黄宇翔

2000年，大概是“9·30大屠杀”最接近“平反”的一年。

时任印尼总统瓦希德公开向受害者的家属致歉，并承认大屠杀的存在。他同时允许人们历史研究1965年的事件。但是，他的道歉并非是官方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声明，因此对于很多家属来说是不足够的。

即使是这样，对一些曾经参与过屠杀“共产党人”的宗教组织回教教士联合会来说，这样的道歉已经是超越了它们的底线，引起强烈反弹。

同年，人民协商会议草拟了一份“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法案，该法案直到4年后才获得通过，因为委员会成员委任的问题一直争持不休。

直到2006年委员会要成立之时，又有非政府组织提出司法审核，因为委员会规定了对于加害人不可以作出任何刑责，只需要道歉即可。

国家宪法法院此时介入，取消了整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事件又重新归零回到起点，可见重新打开这个话题对印尼来说是相当敏感的一件事。

禁违反国家历史主线

当1998年苏哈多政权和他的反共“新秩序”崩溃，民间讨论“9·30事件”渐渐解冻。除了有现任执政党克服灾难部主任里卡的《成为印共孩子是我的荣幸》，还有现任印尼文化总监希尔玛·法里德搜集的口述历史《永无止境的一年》。

纪录片方面，还有Chris Hilton导演的《Shadow Play》。至今约有11部关于1965年大屠杀的影片曾经面世。

骤眼看来，这好像说明1965年历史已经“解封”，但其实不然。由于“新秩序”禁令仍在，所以即使国家允许民间讨论大屠杀，但是违反国家历史主线的作品仍不得出版。例如不可以质疑印共是否有意策划军事政变。

其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罗萨出版的《大规模屠杀的借口》就因为提供了另类假设，说一切都有可能是苏哈多自导自演的夺权戏，而被禁止在印尼贩卖。

美暗中支持反共分子

另外，跟台湾的白色恐怖一样，其“平反”大多集中于“冤假错案”的问题，也就是说被误以为是共产党人而遭到“私了”。但是对于真正的“印尼共产党内”成员呢？这样的杀害他们是否公允？大部分的作品都不愿意提及，避之则吉。

其实说白了就是国家愿意在维持反共的大前提下，分化受害者之间的相联性，只为冤假错案平反，而无视大多数被杀的印尼共产党成员，忽略了国家暴力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若对于苦难的根源从来没有正视，那么苦难并没有真正远去。

随着近年美国国务院越来越多解密档案，尤其是2017年通过“国家安全档案”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成立的“国家档案解密中心”，将3万页资料解密，当中39页与印尼“9·30事件”有关，皆是1964至1968年间美国驻印尼大使馆传回美国的机密资料。

根据《纽约时报》的解读，美国官员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反对“9·30事件”的行为，甚至为这场屠杀的背后势力鼓掌，而当中部分电报直接指向苏哈多下令大规模处决怀疑共产党的人。

而事实上在“9·30事件”前，美国就曾秘密资助印尼反苏卡诺政府分子，希望渗透到印尼的陆军系统当中，而在事件发生后，美国中情局（CIA）也为印尼陆军提供了一份长达5000人的印共领袖名单，可见美国至少在事件后积极支持苏哈多政权。

台湾东海大学教授颜永铭也指出，客观上“9·30和美国全球战略是吻合的，美国和苏哈多政权可以合作”，但是否“勾结”、“共谋”，仍待进一步的档案解密。

中共援助苏卡诺政权

至于中国，出于红色革命的友谊、不结盟运动的伙伴关系，中共一直对印尼苏卡诺政权提供援助，直到1965年。而在“9·30政变”事发前的8月5日，根据中国外交部档案，印尼共产党领袖艾地也向毛泽东透露了这次政变行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周陶沫在《中国与9·30运动》一文中提到，中国一直鼓励印共以武装夺取政权。由此可见，在9·30事件中隐约可见大国博弈、冷战对抗的影子，尽管仍没有确切证据。

清洗苏卡诺主义

对于像1965年这样的大屠杀的官方叙事，正是今天印尼左翼极力争夺的一个战场。

印尼文化总监希尔玛·法里德曾经是积极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以他多年的社运经验，不无感慨地说：“印尼之所以无法成为一个国家，依旧是活在殖民体系之中，除了是它欠缺对未来的构想以外，更是因为民族解放的想象遭受到清洗。”而这个清洗，指的当然就是9·30大屠杀。因为共产党人和他们结盟的“苏卡诺主义”遭受到全面的清洗。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印尼总统办公室特别顾问Oji的说法，印尼左派今天为了避讳已经很少自称是左派或是共产主义者了，取而代之的是“苏卡诺主义”：一个象征民族统一的信念。

尤其是在万隆，大大小小的文化场所之中都会印有国父苏卡诺的图样，因为万隆是他的发迹之地，也是今天“苏卡诺主义”最盛行的地方，日经新闻网曾经报道，佐科现在的外交政策是在奉行苏卡诺主义。

当今印尼政坛，事实上主要力量就包括苏卡诺之女创立、佐科领导的“斗争派民主党”以及军事强人苏哈多女婿普拉博沃领导的“大印尼行动党”，两人两度在总统选举对垒。

每周四集会盼转型正义

“9·30事件”后长达32年的苏哈多时代，相关悼念活动都不能举行，直到1998年苏哈多秩序崩溃后出现改变，包括“9·30事件”、“1998学生运动”相关的受害者和家属这些年来，固定发起周四集会，每周都在总统府对面、民族纪念碑的广场，带着黑色雨伞和罹难者照片静默游行，要求政府调查国家暴力对人权侵害的历史，至今已集会600多次，现时因为疫情就转向网上集会，都反映民间一直具有寻求“真相与和解”、“转型正义”的盼望。

“真相与和解”曾经是佐科竞选连任总统的应许，但随着疫情骤起，以及佐科险胜的教训，似乎重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进入“真相与和解”的深水区“9·30事件”、“1998印尼排华”变得遥遥无期。

印尼在佐科执政前，就曾两度召开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分别是在2007年及2016年。佐科的努力限于国家暴力对人命虐杀的层次，但不见得具有重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尝试，除了去年年底路透社报道印尼官方有这样的意愿外，及后疫情至今都不见有相关的动作。

军方代表多次强调相关杀戮具有必要，佐科第一届任期的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在2016年的亚洲安全会议上发言时表示，相信50万被认为是亲共人士而被杀的，都是理应被杀。

现任总统佐科为了折衷管治，在2019年连任后也把苏哈多前女婿普拉博沃吸纳到执政联盟当中，并给予国防部长之位。对于佐科第二任期会否推动“转型正义”呢？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颜永铭、马来亚大学东亚研究系高级讲师锺武凌都异口同声不表乐观。

防触及军方旧势力

颜永铭说：“佐科当初竞选时，开出的菜单琳琅满目，但一路跌跌撞撞，边做边学，他连任之后把精力放在迁都上，对这些抽象的价值不是很在意，第二个任期他应该根本不会做这些事，而是把自己视为拼经济的工程师。”

马来亚大学东亚研究系高级讲师锺武凌也说，“总统佐科为了稳住自己的势力，肯定不会触怒军方或亲苏哈多的政治旧势力，而重启有关和解委员会肯定会牵涉到揭露军方或政治旧势力涉及‘9·30事件’”，因此认为佐科不具有推动印尼“转型正义”的决心。

推动“转型正义”不乐观

今年同样也是印尼建国75周年，在6月份举行的75周年建国纪念活动当中，佐科展望印尼在25年后进入“已发展国家”的行列，而现代文明国家无疑需要建立在对“人道价值”的尊重之上，对于过去国家暴力对人权的侵害予以纠明，尽管佐科政权之下相关禁忌渐渐有解冻迹象，但“9·30事件”虽然过去了55年，“转型正义”恐怕仍迟迟难到，“真相与和解”的阳光仍难照耀“千岛之国”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