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王建民今日提出3大论据，驳斥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所发表的“华人富有论”。
王建民也是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局副主任，他周二在文告中提出事实论据，破除有关“华人占据城镇”的迷思。
“多年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即大多数马来人仍生活在农村，而城市地区则由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主导。这可能在40年前是正确的，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的人口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于这个问题最近已成为新闻，因此我想用最新的可用统计数据揭穿这个故事，或破坏这个‘迷思’。”
王建民提出的3大论述是：
事实1：大多数马来人居住在城市地区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有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在这75％的人口中，绝大部分或56％为土著。实际上，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土著人数比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土著人数为2比1。在2016年，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土著人数为1320万，农村地区只有620万。
换句话说，有将近70％土著（其中马来人占多数）居住在城市地区。
到2020年，这些数字肯定会显示出，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土著居民的百分比，以及人数上的增加。
当然，土著居民占农村居民的大多数，但是土著社区，特别是马来社区，绝大多数都属城市社区。
事实2：多数最大的国会议席位于城市地区，马来选民占多数
有些人想延续马来人是农村社区的迷思，也常常想延续这样的迷思，即城市地区几乎所有大型选区都是华裔多数选区。
40年前情况是，选民人数最多的选区是位于吉隆坡的华人多数选区。但如今已不再是这种情况。2018年大选的数字显示了20个最大的选区，只有4个是华人多数区，马来人多数区占9个，其中7个是马来人多数（马来选民最多，但没超过50%），包括我的选区万宜。
几乎所有这些议席都是城市或半城市议席（除了华玲，道北及甘马挽）。在这20个选区中，马来选民的平均百分比为55.6％，而华裔选民的平均百分比为31.3。
如果马来人在所居之处登记为选民后不是回到甘榜投票，那国内前20个最大的国会议席中，可能有15个选区是属马来人多数的城市选区。
事实3：马来富裕家庭比华人富裕家庭更多，但马来人也是B40人口中的大多数（包括城市贫民）
一项令许多人惊讶的统计数据是，与华裔家庭相比，有更多的土著家庭月收入超过1万令吉。根据国库控股研究院2014年首次发布的家庭状况报告，有28万个土著家庭月收入超过1万令吉，而华裔家庭有25万4000户，以及印裔家庭有4万5000户。
以下是来自马来西亚统计局（DOSM）所收集的2012年家庭和收入调查：
2012年按收入类别划分的家庭数：
最高10%（家庭收入超过1万令吉）
土著：28万户
华裔：25万4000户
印裔：4万5000户
其他：1000户
总数：58万户
最低74%（家庭收入少过6000令吉）
土著：296万3000户
华裔：103万9000户
印裔：32万9000户
其他：2万5000户
总数：435万6000户
王建民指出，许多土著，特别是马来家庭属于T20类别。这是过去40年来马来族群经历专业化和城市化的一部分。
他提到，随着越来越多的马来人流向城市地区，以及越来越多的马来人获得高等教育学历并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
“无论是在公务员体系，官联或非官联上市公司中，许多高薪工作都是由马来专业人员担任的。”
“当然，B40组的大多数来自土著社区也是事实。根据DOSM为第11大马计划收集的数据，土著占B40类别家庭的73.6％。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华裔家庭占B40类别的17.5％，而印裔家庭则占B40类别的7.5％。”\=
王建民因此分析道，所有华人都是有钱人的印象，显然是错误的。
“此外，如果我们可以将土著社区细分为较小的部分，我相信，与马来社区相比，砂拉越和沙巴州土著社区中有更大的百分比是住在农村的，家庭收入也较低。”
他说，揭穿这些迷思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公共政策必须基于最新的统计数据和事实，而不是基于错误的阐述。例如，如果政府的政策旨在帮助边缘化的土著社区，那么将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农村地区将是一个错误，因为大多数土著实际上居住在城市地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贫穷衡量标准，尤其是城市贫穷的衡量标准，以恰当地捕获属于这一类别的土著家庭，而不是使用过时的统计指标自以为地觉得没有城市穷人。”
其次，王建民相信这些迷思会导致人们忽略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在造就充满活力的土著中产阶级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第三，我们需要了解这些事实，以了解过去成功的政策和失败的政策。例如，如果在打造有能力的土著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的过程中减少裙带资本主义和增加透明度，是否会在土著社区创造更多的中高收入家庭？”
王建民强调，只有对事实和数据进行诚实的评估（而不是依靠迷思和错误的阐述），我们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并找到正确的政策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