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8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向美国国民发表讲话时指出：“这些俄国军队已经摧毁并正在摧毁我们敌人的武装力量——部队、飞机、坦克和枪炮——比《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国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温斯顿·丘吉尔在1944年9月27日给约瑟夫·斯大林的电文中写道：“正是俄国军队撕开了德国军事机器的内脏……”
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
这样的评价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因为这些话是当时毋庸置疑的伟大真理。近2700万苏联公民在前线、在德国监狱中丧生，他们被饿死、炸死、他们死在纳粹集中营的贫民区和火炉里。苏联每七个公民中就有一个死于二战，英国和美国则分别失去了1/127和1/320的人口。遗憾的是，这个苏联最惨烈的损失数字并不详尽。我们应该继续进行艰辛的工作，还原所有牺牲者的姓名和命运——红军士兵、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战俘和被抓去集中营的人，以及被行刑队杀害的平民。这是我们的责任。在这方面，搜寻队成员、军事爱国协会和志愿者协会、还有保存档案文件的“民族记忆”电子数据库等项目发挥了特殊作用。当然，要完成这样一项共同的人道主义任务，还需要密切的国际合作。
反法西斯同盟国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努力都换来了胜利：英国军队在地中海和北非与纳粹及其卫星国作战，保护了自己的祖国不受侵略；美英军队解放了意大利，开辟了第二战场；美国在太平洋上对侵略者进行了有力的毁灭性打击。我们也牢记着中国人民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我们也不要忘记 “战斗的法国 “的战士们，他们没有被屈辱的投降打倒，而是选择继续与纳粹作战。
我们也将永远感激盟国提供的巨大援助，他们为红军提供的弹药、原料、粮食和装备约占苏联当时军备生产总量的7%。
在苏联遭到袭击后，反希特勒联盟核心迅速开始形成，美英两国为苏联对抗德国提供了无条件支持。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美国、英国组成了大国联盟，三国元首同意共同制定详细的外交和联合战略，一致对抗法西斯。他们明确认识到，苏、美、英三国的工业、资源和军事能力联合起来便能对敌人构成绝对优势。
苏联完全履行了对盟友的义务，并始终在伸出援助之手：为配合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苏联红军在白俄罗斯发动了代号为“巴格拉季昂”的大规模进攻。1945年1月，在强渡奥得河后，苏军终结了德国国防军在西线阿登地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在战胜德国三个月之后，苏联完全按照雅尔塔协定，对日本宣战，打败了号称“百万雄师”的关东军。
早在1941年7月，苏联领导人就指出，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不仅是消除笼罩在我国上空的威胁，更是帮助欧洲所有在德国法西斯桎梏下受苦的民众。到1944年年中，苏联境内的敌人几乎被全部逐出。但是，必须直捣敌巢，彻底将其消灭。于是苏联红军开始了它在欧洲的解放任务，将若干国家从被毁灭、被奴役和被屠杀的威胁解救了出来，而这些国家的得救是用数十万苏联士兵的生命换来的。
同样重要的是，苏联在消除饥饿、重建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向被解放国提供的巨大物质援助也不应被遗忘。当时，战火还从布列斯特一直蔓延到莫斯科和伏尔加河，绵延数千英里。1945年5月，奥地利政府因“不知该如何在新一轮收获到来之前的7周养活本国人口”，请求苏联为其提供粮食援助。时任奥地利临时政府总理的卡尔·伦纳将苏联同意援粮称为“奥地利人没齿难忘的救命之举”。
为惩罚纳粹政治和战争罪犯，反法西斯同盟国联合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该法庭诸如种族灭绝、种族和宗教清洗、反犹太主义和仇外主义等危害人类的罪行均作了明确的法律限定。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还直接、明确地谴责了纳粹的帮凶与共犯。
这种可耻的现象在欧洲各国均有出现。贝当、基斯林、弗拉索夫、班德拉等人的爪牙和追随者们虽然伪装成了争取民族独立或摆脱共产主义的战士，但他们都是叛徒和刽子手。在惨无人道方面，他们时常让自己的主人都望尘莫及。作为特殊惩罚小组的成员，他们在所谓服务欲望的驱使之下，欣然执行了最不人道的命令。这些人对娘子谷大屠杀、沃利尼亚大屠杀、卡廷焚烧、屠杀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境内犹太人等血腥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天，我们的立场也并未改变——纳粹同伙的犯罪行径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诉讼时效。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一些国家，那些昔日因与纳粹合作而背上骂名的人突然之间被等同于了二战老兵。我认为将解放者与侵占者等量齐观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美化纳粹同伙是对我们父辈和祖父辈记忆的背叛、是对团结了各国人民对抗纳粹主义的信念的背叛。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苏联、美国、英国的领导人，面临着一项历史性任务。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所代表的三个国家，意识形态、国家诉求、利益、文化各不相同，但它们均展现出超越了矛盾和偏好的强大政治意志，并将和平这一真正利益放在了首位。正是得益于此，三国元首得以达成协议，提出了造福全人类的解决方案。
（翻译：蓝景林、达琏懋，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