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勇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战胜国签订的雅尔塔协议意义重大，导致了世界各国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重新布局，这与中国及其西藏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发生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也对冷战结束之后的“西藏问题”产生着相当的影响。在对西藏百年历史的研究之中，不能忽略与其内在的联系。
人类社会在公元19世纪末和20世纪以及进入21世纪初的百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过去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的。在这个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突飞猛进，众多的新发现、新发明层出不穷，爆炸式的推广开来，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个世纪，人类的思想及其实践以社会制度巨大变革的形式，改变着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同时也改变着各国人民的命运。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各国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重新布局，并且由这种新的布局在人类整体的文明进步之中，推进着社会制度的演变，使全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解读中国西藏自1888年之后的百年历史，必须要看到世界文明进步浩浩荡荡的潮流，必须看到中国总体变化趋势对西藏地方的影响。
西藏地方百年史的中间节点正好处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形势的大变化给中国整体也带来了大变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地方，必然随着全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尽管这个变化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但总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正式签订，是西藏和平解放的标志，协议是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一个文献，其主要内容正确回答并解决了中国与西藏地方历史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重大原则问题，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完全符合全中国各族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除了对中国西藏本身地域所发生的史料挖掘之外，还应该看到处在世界格局之中，西藏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
一、从世界史角度打开研究西藏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在波澜壮阔的世界和中国近代史上，新中国建立的前后是历史进程中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段。世界格局在此之前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予以重组，各国在这段时间被“冷战”格局划分到不同的范围之内，由此影响到了后来几十年的历史。1949年前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所有的进步力量以及被争取的中间力量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国大业之中，共创出这段辉煌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充分运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外交的各种方法，审时度势地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激烈的军事解决问题的活动之中，在各种力量博弈的格局下，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提出并实践了“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政治主张，尽可能地减少战争给人民的创伤，尽最大力量保留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两三年的时间里，以和平方式解决局部问题，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方针，发生在北平、湖南、绥远、新疆、四川、云南和西藏的和平解放包括和平起义事件，成为一种事实上中央新政权与地方旧势力之间解决问题的最佳范式。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史实，存在于一个更大的格局之中，这就是世界性的冷战。
二、雅尔塔体系的产生及其对二战后的影响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苏三国先后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议，所形成一系列影响战后世界秩序的公报、议定书、协定、声明和备忘录，特别是以《雅尔塔协定》[3]为主体的协议，构成了二战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体系，称之为“雅尔塔体系”。[4][5]
形成雅尔塔体系的会议主要有：开罗会议（1943年11月22～11月26日）、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11日）和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8日～8月2日）。这些会议经过反复的磋商，对世界格局的走向作出决定性的预研，参加会议的大国达成了以下内容的协议：
一是打败德国、日本法西斯，并在两国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防止法西斯主义复活。
二是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边界。
三是建立联合国，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实行“雅尔塔公式”，即“大国一致原则”。体现的是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核心，以联合国为主导，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解决国际大的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
四是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实行托管计划，即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国家在条件成熟后有独立的权利。
概括地说，雅尔塔体系在历史中的正面作用，⑴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实现了世界由战争到和平的转变，协议的缔约方在战后彼此势均力敌，客观上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⑵雅尔塔体系促进了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第三世界的崛起；⑶雅尔塔体系推动了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
与此同时，这个体系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⑴出现了对立的两极格局，导致世界局部战争不断，如朝鲜战争[6]、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发生在苏东解体之后的一系列局部战争；⑵雅尔塔体系体现了大国强权政治，例如强力推动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的独立；⑶重划国界、分裂了德国、朝鲜等几个国家，世界局势的稳定性减弱；四是雅尔塔体系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经济秩序，给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7]
三、冷战的发生及其对世界各国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是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盟友。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要在全球扩张，苏联成了美国扩张的主要障碍。雅尔塔体系原则上提倡和平、民主和文明进步，但它是建立在美、苏实力均势基础上的，事实上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世界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国际政治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美苏两国包括两大阵营的冷战包括局部热战由此展开。[8]
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成为冷战的序曲，[9]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以土耳其和希腊（前者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与苏联关系紧张，后者的资产阶级政府则在共产党游击队打击下摇摇欲坠）受到共产主义威胁为由宣布对这两个国家提供援助，这被认为拉开冷战的序幕。[10]同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正式提出“对苏联发动冷战以遏止共产主义”，成为冷战正式打响的标志。[11]1947年美国的杜鲁门主义，主张遏制共产主义，稳定资本主义，但不诉诸战争。这标志着美苏盟友关系的正式破裂和冷战的全面展开。[12]
冷战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敌视与矛盾引发的经济竞争与军备竞争与科技竞争的“冷战”。意识形态和政治，在20世纪成为人类社会运行的主宰，一切物质的分配和意识的形成都与其有关。冷战是意识形态的分化所导致的对立和对抗，两大阵营敌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并诉诸于争夺行动。冷战双方为了占领争夺的制高点，在科技上压倒对方，都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加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程。很多新科技成果首先是在针对军事领域的制高点而研制的，随后才用于民用领域，才在一般社会领域普及开来，人类科技的发展出现了飞速发展的态势。[13]各国大量的经济建设项目也由此受到影响，在冷战双方或者加入冷战阵营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建设布局的时候都要考虑如何应付冷战。也正因为如此，西藏地区在自治区成立前后，在国家布局之中也搞起了一些“小三线”建设。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的大背景，对新西藏现代化建设之中的前期布局问题，是难以得出客观评价的。
四、走向两极对立的世界冷战格局对西藏地方的影响[14]
西藏地方的百年史与世界、中国的百年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百年间发生变化的所有外部条件，都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强力的介入，并且对西藏地方的各种内部因素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内外部交流的局面――维护祖国统一派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分裂分子的矛盾日益突出，主张社会制度改革与维持封建农奴制不变的两种力量激烈对抗。西藏地方近代很多历史事件的表象后面，都可以追溯出所发生的大背景的原因。
冷战的本质上是世界主导权的争夺。美国首先抛出了“一球不容两制”的排异宣言。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宣称：“整个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只有成为一种世界制度，才能存在下去。”也就是说，世界上除了美国制度，其他制度都没有生存权。这个咨文同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相互印证了欧美政治家的“冷战”思维，是西方国家首创“遏制”言行并付诸于政策的开始，也是西方“和平演变”政策最原始的形态。美国决策层认为两种政治经济制度、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价值观，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关系。苏联对此进行反击，主要领导人认为苏联的使命，就是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双方针锋相对，不容许这个世界出现和存在“一球两制”、“一球多制”的局面。冷战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内容，就把主导权作为一种利益来谋求，以满足一个霸权国家和霸权民族的特权利益。在此之中，所谓“西藏问题”，就成了全球冷战冲突中的一个产物。
中国西藏在冷战之后便被美国纳入其战略的视野。1946底和1947年初，美驻印代办米勒尔(GeorgeR.Merrell)两度致电国务院，要求派一使团访藏，作为对1946年“西藏亲善使团”[15]的回访，以保持与西藏的友谊。他认为，西藏“无论在意识形态抑或地理上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抵御苏联方面是极好的缓冲地带”。由于远东存在敌对政权上台的可能，西藏及其极端保守的人民可能成为“反对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堡垒和政治动乱大海中一个保守主义岛屿，在火箭战争年代还可能成为全亚洲最重要的地区”。[16]米勒尔称：“从对拉萨的友好姿态中获得的好处要比因此招致与蒋介石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重要得多”，加之中国的混乱，美国大可不必顾及中国可能的反应。[17]早在1942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官员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Tolstoy）上尉和布鲁克.多兰（BrookeDolan）中尉到西藏秘密勘察地形，递交了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和一些小礼物，在藏逗留期间广泛收集情报，并会见了许多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士。托尔斯泰许诺要向美国政府建议，让西藏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18]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西藏地方当局提供一批可供发报用的发电机。1947年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LoyW.Henderson）建议国务院不要坐失“增强美藏情谊”的良机。他认为“西藏作为亚洲巨大的‘安全岛’的地位不容忽视，将来可以证明，该地区是非常有用的军事基地。”[19]美国在冷战后为划分新的势力范围的努力上，尽管当时最主要的注意力是在欧洲和太平洋的东部，但绝没有放弃在南亚尤其是在英国留下的政治遗产地带下工夫。中国西藏必然要进入美国的战略视野，其基本的立场必定是在这里扶持一支反共的力量。
五、世界性冷战与联合国对中国以及西藏地方的影响
冷战的启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演进与变化，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直接的对抗之中，与美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影响了中国政治的最终走向。其中，国共两党走向内战的进程，与美苏走向冷战的进程基本是一致的。美苏两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考虑，各自支持了一方。[20]1945年到1949年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而国民党的所有对策背后都有着美国的影响。美苏走向对抗的局面，坚定和加强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走向对抗的决心和能力，加速了中国内战的爆发。[21]正因为中国内战的爆发最后演变为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因失去民心而垮台，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中国的命运由此走向一个崭新的方向，中国西藏地方的命运也由此将发生极大的改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改变了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也对世界政治格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22]二战结束前后形成的雅尔塔体制确定了战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美苏抗衡的战略格局。这种抗衡，不仅是美苏两国战略利益的矛盾，更重要的也是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战略体系的对立和斗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大国里，扫荡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使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链条上又断了一个环节。美国在二战之后把中国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把扶持国民党政府看成必然的选择，认为否则“那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英国追随美国处处与中共为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中出动军舰制造外事争端，试图达到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的目的。[23]但国民党军的步步败退，使帝国主义也无可奈何。1949年8月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的途中，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于7月30日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一起发表。白皮书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掩盖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并坚持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以推翻被其称为受“外来羁绊”（即社会主义阵营）的新中国政权。[24]而世界进步力量则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指出[25]：中国革命所取得的的胜利，“不仅影响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中国革命给予国内反动派和在华的外国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以致命的打击，并给予世界帝国主义整个制度以新的强有力的打击。这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帝国主义所遭到的最为严重的失败。”中国的西藏地区在这一系列的巨大变化之中，随着英美等国在中国实行殖民主义的失败，必定要产生改变，亦即必定要在当时两大阵营的博弈之中，在驱逐帝国主义的历史命题下，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程之中肯定要获得解放。
与此同时，按照雅尔塔体系所诞生的联合国，其宗旨显然主张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同时也认为国家利益不是任意无度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疆土一样，是有边界的。然而，雅尔塔体系本身是一个均衡划分范围潜伏竞争因素思想的默契结果，作为对冷战预后的研判，各国需要建设一个缓冲带，在雅尔塔体系之中，一个重要的产物即联合国构成了这个缓冲带的核心。在雅尔塔体系的框架下，根据一系列文件的议定内容，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成员国。[26]
1945年4月25日，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制定并通过了《联合国宪》。10月24日，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成立。这一天后来被定名为“联合国日”。联合国的宗旨一般被概括为“和平、友好、合作、协调”。联合国的总部设在美国纽约，下设六个主要机构，即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重大的政治问题由大会和安理会讨论。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27]众所周知，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也经常在中国西藏的所谓“问题”上由某些成员国提议，开展讨论，在美国授意下，有的提议直接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这不能不追溯到雅尔塔体系的产生及其长久的影响。当然，也应该看到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一些积极影响。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其中的第四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28]这一宣言原则的宣布，无异于对世界上任何存在奴隶制（农奴制）社会的地区宣读了最后通牒。西藏，作为中国境内也作为世界东方最大的一个存在着农奴制的地方，在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中，必将面临一个彻底被改变的命运。[29]
追溯历史，至21世纪初国际上时常被炒作的所谓“西藏问题”，源于英国发动的两次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战争，而隐含于二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成型于美苏冷战之后的世界大格局，纠结到冷战结束之后至今还在继续。
小结：
人类社会在公元19世纪末和20世纪以及进入21世纪初的百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过去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的。在这个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突飞猛进，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个世纪，人类的思想及其实践以社会制度巨大变革的形式，改变着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同时也改变着各国人民的命运。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各国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重新布局，并且由这种新的布局在人类整体的文明进步之中，推进着社会制度的演变，使全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解读中国西藏自1888年之后的百年历史，必须要看到世界文明进步浩浩荡荡的潮流，也必须看到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总体变化趋势对西藏地方的影响。
西藏地方百年史的中间节点正好处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形势的大变化给中国整体也带来了大变化，雅尔塔体系在世界冷战的发端作用，促使欧亚政治板块必然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而美国在冷战发生后对南亚地区的关注必然要涉及到西藏，其立场决定了要在西藏扶持一支反共的力量。中国在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之中，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人民取得胜利的结果是必然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地方，必然随着全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尽管这个变化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但总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然要得到解放。
[1]本文系中国社科院委托课题《西藏百年史研究》下册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3]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攻击法西斯德国、德国的占领与管制、德国的赔偿、关于联合国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关于和平时期保持并加强在战时所实行的合作以及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发表了《克里米娅声明》。
[4]徐蓝，《试论冷战的爆发与两极格局的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5]刘品煌，《简述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科教文汇2007年第34期。
[6]发生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与和人民解放军进军处在一个时间段，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困难。
[7]陈新祥，《雅尔塔体系的负面影响》历史学习2001年11期。
[8]徐蓝，《试论冷战的爆发与两极格局的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9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10]裴蓓《冷战起源探析》华章2009年第5期。
[11]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11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
[12]顾强，《从美国角度看意识形态与冷战的爆发》时代人物2008年第6期。
[13]孙丽萍，《略论20世纪40至60年代冷战与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文教资料2008年第28期。
[14]“冷战”一词源于1947年4月16日伯纳德•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的一次演说。此外，1946年丘吉尔访问美国，在这次访问中他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这间接表示冷战的开始。
[15]指1946年初，西藏派出代表团向同盟国表示慰问，借以表明其“独立”身份的活动。
[16]王琛，《美国西藏政策的演变1947－1951》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
[17]FRUS,1947,Vol.7,PP.588-94.
[18]杜永彬译，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404页时事出版社，1994年。
[19]杜永彬译，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596页时事出版社，1994年。
[20]陈安全，《新中国成立与亚洲冷战的形成–国际体系转变的一个解读案例》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1]丁明，《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一边倒”方针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2]刘志青，《二战后格局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04期。
[23]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之时，在长江中游弋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与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炮兵展开炮战，“紫石英”号遭受重创，3艘英舰先后赶来救援，也被击伤，同时，解放军部队也有伤亡和损失。事后，毛泽东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名义发表声明，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道歉和赔偿。
[24]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8月12日至9月16日，毛泽东先后为新华社撰写了六篇社论，包括《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四评白皮书——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五评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六评白皮书——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些社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指出白皮书“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批评了国内一些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号召人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25]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从1947年9月成立到1956年4月解散。在团结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及世界进步力量，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情报局成立会上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指出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一是帝国义反民主的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一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人民民主和铲除法西斯残余势力。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高举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揭露和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宣言》号召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团结起来，制定共同的行动纲领和斗争策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及其同盟者。这篇宣言对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起了很大鼓舞作用。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对这篇宣言给予很高的评价。――参阅孙岩，《中国共产党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系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6]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在联合国的筹备、讨论和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提出了有益的意见，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成员国之一。1949年至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占据，为了重返国际社会，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的中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坚持不懈地斗争。经过22年的努力，在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国民党集团的代表被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27]张永义，《联合国的世界主义内涵》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8]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国际人权文件选编》目录A国际人权宪章1.世界人权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9]经过世界性的数百年废奴运动，欧洲、美洲的国家和大片地区先后宣布废除了农奴制，到了20世纪中叶，世界上唯一存在人口超过百万，面积超过百万平方公里的封建农奴制地区就在中国的西藏。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12期，摘自2013年第6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